秦岭财经︱马远之：历久弥新的重商主义

　　（一）

　　历史经验表明，重商主义是一个国家经济崛起的必由之路。纵观世界各个大国的跌宕起伏，在经济发展模式与策略上，都不乏带有重商主义色彩，几乎所有富强国家在崛起之初都具有浓重的重商主义特征。从15世纪末西欧强国的崛起，到二战后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兴起，都曾采用过重商主义理论与政策。

　　重商主义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与确立创造了条件，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马克思曾对重商主义的历史作用有高度评价，他认为重商主义“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非常重大的影响”。

　　当然，重商主义也存在一些弊端和不足，一些观点也带有片面性。如把金银与货币、货币与财富简单地等同起来，把国际贸易看作是一种“零和游戏”，把贸易顺差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等。这些观点和认识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而且重商主义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负面后果，如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得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贸易壁垒重重；在重商主义时代，由于缺乏国际协调机制，贸易保护政策极易引发大量的国家间冲突与战争；重商主义用原始、野蛮的方式对殖民地大肆掠夺，给殖民地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重商主义强调政府的干预作用抑制了民间经济的活力。

　　正因为这些弊端和负面后果，重商主义被指称为是一种“国家权力过度干预经济活动、片面追求贸易顺差并将货币与财富混为一谈”的负面经济政策。

　　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对重商主义提出批评。在斯密看来，重商主义奖励出口、限制进口、积累贵金属之类的做法，是属于过度干预的经济政策，束缚了经济自由发展，也损害了国民利益。

　　在亚当·斯密之后，多数经济学家沿袭了斯密对重商主义的认知和解读，重商主义被定格为自由经济思想的对立面，成了实施不当干预、贸易保护之类的荒谬经济政策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都在这个层面上理解重商主义，使得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声名不佳。

　　于此，在不少经济学教科书中，重商主义也被看作是一种过时的、保守的、幼稚的早期经济思想理论，对重商主义的评价只是一些干巴巴的教条，甚至是被用来描述“坏的经济学”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