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史记·货殖列传》是最早专门记叙从事“货殖”（商业）活动的杰出人物的史书著作，司马迁阐释的经世济民的经济思想和商业智慧，被誉为“历史思想及于经济，是书盖为创举”。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世界经济结构、重构全球创新版图。在这场大变局中，所有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的企业家、创业者、打工人的故事，都值得被铭记。我们推出《澎湃财经人物周刊·货殖列传》，讲述全球化时代大潮中的商界人物故事。
他们为时代立传，我们为他们立传。
“我们为什么要跟别人一样？”
一谈到经营之道，73岁的刘永行眼中便难抑激情，语气铿锵有力。
刘永行来自四川，此前的39年，他一直在农业、电解铝、化工、水泥等传统产业里摸爬滚打，而他的创业之路，可谓“不走寻常路”。
从1982年“刘氏四兄弟”1000元创业起步，孵小鸡、养鹌鹑、做饲料、两次分家，到2019年，刘永行创立的东方希望集团的年营收达到了1193.2亿元，在“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上海民营企业中位列第二。
近日，在位于上海浦东世纪大道1777号的东方希望集团总部大厦中，刘永行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两个半小时的独家专访。
采访的时长远超计划，刘永行偶尔拿起水润了几下喉咙，展现着其敏捷的思维和鲜明的个人观点。讲到经营理念时，刘永行还会拿起铅笔，在纸上一字一句写下来，然后逐句讲解。
有业内人士评价，与其他传统产业参与者粗放经营不同，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看似天马行空的大手笔产业布局背后，其实一直在追求遵循科学规律，他肯下绣花针般的工夫去深耕细作、精益求精，将红海产业转化为蓝海，闯出另一番天地。
新疆东方希望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希望准东板块），便是刘永行不走寻常路的范例。新疆昌吉州准东地下，蕴藏着3900亿吨的煤炭储量，是中国最大的整装煤田。
这里看似资源丰富，其实是难啃的骨头。这背后涉及到讨论中国事务时无法绕开的“胡焕庸线”。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1901-1998）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中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即现在的“黑河—腾冲一线”。
摊开地图，可以发现中国资源与人口以这条线为分界，大体呈现逆向分布。胡焕庸线以东，人口密集、经济发达，但资源匮乏；胡焕庸线以西，资源丰富，但人烟稀少。于是，西煤东运、北煤南运应运而生。但问题也来了，运输能源的同时，大量的能源也被消耗在运输上。在一般人看来，准东的煤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据刘永行回忆，2000年左右准东的煤炭只要20元/吨。
但在1995年时，刘永行便对新疆的煤炭产生了兴趣，派人到新疆考察。刘永行最终于进入他的最理想之地是在2010年，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上海支援新疆的号召。“新疆有关部门邀请我去的时候，向我推荐靠近城市的地方，我都说不要，我直接到沙漠里面去，不要占用良田。”
彼时，准东的五彩湾是一片戈壁滩，没有公路，没有水。光开采煤炭，运输成本高；即使发成电输往东部，附加值仍然低。刘永行有个大胆的计划：10年间投入1000亿人民币，建设50家工厂，做到“六谷丰登”。
刘永行解释，所谓“六谷丰登”，是指基于准东的“煤谷”创建了“电谷”发展了“铝谷”，衍生出“硅谷”，正在规划煤化工产业的“化工谷”及与工业能源多效利用相结合的沙漠生态农业养殖产业“生物谷”。
在刘永行的经营理念中，“循环”和“全生命周期清洁化利用”是关键词。在东方希望准东板块近20平方公里的产业园内，当地的资源被就地转化，所产出的高附加值终端产品运输到华东、华南消费市场，连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也不能浪费。
采访中，刘永行通过会议室里的大屏幕，自豪地向澎湃新闻记者展示了准东基地的视频。全长26公里的输煤长廊，自煤矿坑口到厂区全过程封闭运输。
这条全世界最长的输煤长廊每小时输煤量达4000吨，全年可减少工程车辆425800余车次，进而减少碳排放近750万吨。
煤炭运送到10台超临界空冷机组后，将转化形成的电力能源输送给园区里的各用电单位。每年产出电约500亿度，进一步生产铝、铝合金、碳素、环保建材、工业硅、多晶硅、单晶硅、蛋氨酸等系列产品。
特别是其中的多晶硅延伸的光伏产业链，将传统化石能源一次性的消耗方式转换为光伏能源的可再生补偿和回收模式，有望实现全产业链口径的“碳中和”。
“这也是东方希望下一个39年的事业，也就是碳中和，我称之为‘跨生命周期规划’。”刘永行笑着说。

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

73岁的“空中飞人”
刘永行现在还是“空中飞人”，东方希望的产业布局遍及全国，他经常得打“飞的”。
5月9日，刘永行来到东方希望准东板块，对这份酝酿多年终成雏形的产业例行“体检”，车间洁净通风设备装置改造、最大程度降低各项资源消耗、督促大家多研究学习……对不适合生产的设置、不必要的浪费，73岁的他保持着刻进骨子里的“挑剔”。
2天之后，刘永行在宁夏投下一则重磅，震惊新能源圈。5月1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润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咸辉在银川会见了刘永行一行。此行之后，向来低调的刘永行对外公布：东方希望将在宁夏规划建设新能源光伏新材料循环经济暨产业发展集群，投资建设光伏新材料、新能源、现代农业等循环经济项目。
项目总体规划40万吨/年多晶硅、高纯晶硅上下游一体化项目，其中一期以25万吨/年多晶硅为主体，配套建设20万吨/年工业硅、电子级高纯晶硅等项目，预计总投资300亿元。这一项目的分量是，东方希望将跃升成为新的硅料王者、重塑市场格局。

东方希望集团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签订光伏新能源项目战略合作协议。

就在此次密集出行之前，刘永行在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东方希望集团总部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的专访。和网上几张常见的早期照片相比，当天走进会议室的刘永行更为瘦削，保持着更显年轻的身形板正和步伐矫健。刘永行说他现在仍然争分夺秒地学习，早上五六点起床，洗漱的时间是每天接收新信息的好时机，通过iPad听一些网上的课程或者新闻，吃完早餐就立刻上班。坐飞机时，他则选择看书。
“机会失去没有关系，下次有的是机会，人生有的是机会，年轻人有的是机会，现在我这个年龄机会还很多。”1948年出生的刘永行说的这句话不是“鸡汤”，而是历经大半生后极为朴实的总结之一。
39年前，“刘氏四兄弟”1000元钱起步创业，从孵小鸡、养鹌鹑、研发饲料开始，不断积累，于1992年孵化出了中国第一个经国家工商总局批准的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1995年，四兄弟分别组建了各自的公司。其中，老二刘永行成立了东方希望，老四刘永好成立了新希望。
截至目前，东方希望已发展成为集重化工业、农业、商业地产为一体的特大型跨国民营企业集团，其中，重化工业务占比超过90%。2019年，集团营业收入为1193.2亿元，在“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位列第42，在入围这份榜单中的上海企业中排名第二。
目前，东方希望是世界10大电解铝及氧化铝生产商之一，也是世界上竞争力最强的多晶硅生产企业之一。
即使拥有这么多产业，刘永行依旧简朴。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那天，他穿着浅蓝色的短袖衬衫、卡其色长裤，脚上一双便于行走的运动鞋，没有一样是名牌。
“我们不应该那么穷”
1977年冬，关闭了11年之久的中国高考大门重新打开，570万从农村、工厂、部队赶来的考生参加了当年高考。四川新津的刘永行是其中一员，彼时的他已成家生子。
在短短的复习准备之后，刘永行成为当年新津县高考1800名考生中的理科状元。但由于历史原因，其最终去了成都师范专科学校，进入了此前并未填报的数学系。
低调的刘永行没有给外界太多认识他的机会，但“刘氏四兄弟”早期的创业历程以及眼下的版图毋庸置疑是耀眼的。四兄弟分别为大哥刘永言、刘永行、三弟刘永美（陈育新）和四弟刘永好（新希望集团董事长），他们还有个妹妹名字中原来有个“化”，传递着父母对他们的期待，“做言行美好有文化的人”。

刘氏四兄弟。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刘氏四兄弟”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打拼并逐步壮大。谈及最初的创业，刘永行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当时没有复杂的想法，就是改革开放开始了，觉得我们中国人不应该那么穷，国家不应该那么穷，我们自己不应该那么穷。”
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刘氏四兄弟”有着超前的眼光。“我们家不是最穷的，但是我了解到当时我们国家跟西方差距巨大，不应该有那么大的差距，所以总觉得通过国家的努力、个人通过个人的努力，应该能脱离贫困。”
刘永行认为，“国家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而且我相信它是可以持续下去，变成了一种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必须要往现代化方向发展。”
规律在刘永行随后的阐述中常常出现，也被他称为是大“势”。现在东方希望的管理队伍需要熟记于心的集团哲理观念为“顺势却不随流；明道而非常路；习术要善修正”，势排在首位。
刘永行向记者主动谈起如何理解上述观念。第一条，顺势却不随流，势就是规律。“包括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不会改变，我们要顺改革开放的势，也在这个势的指导之下，我们应该有所行动。”但是同时不随流，“势是规律，我们必须遵从，而流我们却可以选择，我90%甚至99%都可以是随大流，但是我却有1%、5%、10%、30%不等是我们自己独特的路，所以是顺势却不随流。”
第二条，明道而非常路。“我们要明白自己走的道路，它是大方向，如果工厂里的话就是工艺路线，但是不完全走常路，要有自己的独特的创新，99%可以是常路，但是却应该有1%的不同的工艺路线，自己独特的创造。”
“势是大层面，道是中层面，接下来好办，就是细节了，也就是习术要善修正。”刘永行解释这第三条，“术就具体的操作战术，需要不断地练习技术，要善于修正。”此后的采访过程中，刘永行还特地强调了修正和纠正的区别，纠正可以理解为出发即错误，相比之下，修正是在“势”和“道”正确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影响很小。”
这套观念如何形成？刘永行称，“实际上一开始是懵懵懂懂地有这种框架，最后慢慢总结出来。”他认为，这些哲理观念应该是一个集团持之以恒不能改变的，变的只能是我们利用的工具，“哲理观念变了就是思想变了，那就投机了，战略也是不应该随便变的，战略犹疑一事无成，可能很危险。”
回到观念形成的起点，1980年，改革开放不久，“既然改革开放了，我们要顺应大势，顺着大势去做，至于做什么事不知道。我们的观念是对的，大势看清了，那么我们需要行动。”
刘永行回忆道，就这样，创新开始了，我们总要探索。
首次创业的萌芽和夭折
对刘永行带领的东方希望集团或者刘永好带领的新希望集团有所了解的人知道，“刘氏四兄弟”的第一桶金来源于养鹌鹑，随后又转产饲料并做到全国“饲料大王”。
而实际上，在更早之前，他们还有一段方向迥然不同的创业历程。刘永行在对外界讲述这段过程的时候，习惯于从“一只鹅的故事”讲起。
刘永行对澎湃新闻记者谈到，因为从小腿伤的原因，在考上大学之前，他并未和三弟四弟一样下乡，而是留在了新津县城，一边照顾父母家里，一边在一家无线电维修厂谋得一份工作。“从事了8年的无线电修理，高考后我就去上学了。”
现年73岁的刘永行首选用自己的钱投资发展，强调尽量不向银行借钱、不上市融资。在生活中也有着相似的风格，司机帮忙买东西后，他总是提醒自己第一时间把钱给到对方，“我怕忘了，很小的东西人家不好意思，但这样不好。”
当年还没开始创业的他同样如此。“我这个人不喜欢借人家的钱。”刘永行回忆起1980年春节前夕，“我跟我太太说，我们只有两块多钱了，可以买肉，但是接下来就要借钱了，我们不要借钱，今年过年就不吃肉，为什么要跟大家习俗一样，为什么过年一定要吃肉？”
这样的“打破常规”得到了太太的支持，但家家户户做腊肉的氛围让他们4岁的儿子“眼馋嘴馋”，回家吵着也要吃肉。“我想儿子的要求很正当，我们可以接受不吃肉，但无法向儿子解释清楚为什么我们就不吃肉，我们穷吗？留下这个错误的观念不好。因为我们也不穷，是大家都穷，只是我们不愿意负债，不愿意去借钱。”
最终他们花了2元钱买了当时较为便宜的鹅。但这只鹅最终在院子里丢失了，“鹅丢了，钱也花了，必须要创业了。”刘永行凭老手艺开始出街摆摊。
“当时我的邻居说，你会无线电为什么不勤工俭学？我说那要交多少税？他说你勤工俭学谁收你的税？所以他就非常热心地帮我写了个广告。”他还大致记得当时的那则广告上写着：本人刘永行，长期从事无线电修理，现在利用假期勤工俭学，为大家服务。
让刘永行出乎意料的是，7天时间他收了300多件需要修理的收音机、电视机，“赚了300多元，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
这件事情让“刘氏四兄弟”认识到，“我们通过努力，提供市场需要的产品，那时候还没有产品这个意识，就是提供这样的服务，是可以摆脱贫困的。”
假期结束后，刘永行继续回到了学校。但是其他兄弟几个在家里探讨，既然永行可以用7天时间挣300多元，那为什么不把这个现象放大呢？“他们给我写信，准备成立电子公司，名称叫‘新异’电子公司。”
“新异”这一名字，是刘永言、刘永行等人出于对爱迪生的崇拜、模仿“GE”而来。在100多年前年的1878年，美国著名发明家、物理学家、企业家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成立了GE（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前身爱迪生电灯公司。
这场创业并没有筹备太久。老大刘永言当时在成都电机厂，本职就是电子技术工作，刘永行长期从事无线电维修，老三和老四对机械和电子仪表也都在行。在创办公司之前，兄弟四人就分工制作出了一个音响样品。在资金方面，“从我三弟长大的那个农村的农民那里凑钱，一天晚上凑了3000多块钱。”
前后张罗近一个月，万事俱备，最终的结果却是，公司的申请注册未被批准。
谈起这次失败，刘永行并没有流露出抱怨或者可惜。“不让做，那么就算了，把钱退还给农民，也没有什么损失。”
三只鹌鹑的启发
“虽然说那次没成功，但是创业的思想一直在我们的脑海里。过了2年我毕业回来了，三弟也毕业回来了，我们就从养鹌鹑开始，更简单、要求更低，第一次3000多块钱我们没有成功，第二次我们用1000块钱成功了。”
这份成功始于抓住“势”，他们把创业战场转向了农村。1981年，少数农村开始搞起副业，专业户在中国农村地区开始出现，有些家庭年收入超过万元，“万元户”因此得名。“创业已经开始从农村开始了，国家鼓励农村专业户，那时候听说一个县把农村里几个销售额上万元的人都张榜挂出来了。”
刘永行清晰地记得1982年的8月1日。那天他在成都大哥刘永言的家里看到一个小笼子，大哥让他看笼子里养着的3只鹌鹑。鹌鹑素有动物界的“人参”之美誉，鹌鹑蛋所含卵磷脂和脑磷脂，比鸡蛋高出3-4倍，又因为老百姓普遍吃得起而广受欢迎。
“他说鹌鹑下蛋很勤，我们算了一下，如果我们养的话1个蛋的成本摊到1分多，但是当时市场上降到1毛2分的时候，养鹌鹑的就纷纷倒闭不养了。”刘永行兄弟对此不解，“为什么是这样？1分多钱成本，我卖4分钱，那么都是三倍的利润了。”
兄弟俩围绕着3只鹌鹑迅速决定了创业就此开始。当天刘永行就返回了新津，连夜去找在农村的三弟，把数小时前决定的创业计划讲给已经从四川农学院毕业的陈育新（原名刘永美）。“当时规划养2000只鹌鹑，我自己画了一个草图，没有场地就在陈育新农村家里，我们就这样连夜定下了，然后就开始筹备。”
随后就是四兄弟凑钱1000元起家。“用1000块钱滚动发展，结果直到创业成功，开始能赚钱了，我们只花了720元，还有280没有用。”刘永行形容首次的创业成功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从长时间来看，这样的微不足道积累起来就可以变成比较大的事情。”
尽管39年过去了，规模一扩再扩，但“既好，又快；还要消除一切形式的浪费”的投资观念却是在创业之初就定下的。“从1982年开始养鹌鹑，什么事情都自己做，并且很多都是用废品来做，根本买不起，我们用最低的成本、最少的投入，但是尽可能要达成目标。”刘永行提到，这种创业经过在后来做大产业后，仍是非常适用的。
“在最艰苦的时候我们走成功了，这个模式虽然说太简单了，但是你把它抽象出来，装上其他的内容把它放大，模式仍然是对的。”
这样的思想根深蒂固。无论是养鹌鹑，还是转产饲料成功，到后面找机会进入重工业，“不管你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资料，单位产品我们向大自然索取的争取最小，最少程度地减少对各种资源的消耗，在这个过程中，大自然就会给我们奖励，事情就会成功，就那么简单。”
靠着竭尽所能用最低成本达成目标的模式，四兄弟在养鹌鹑7年后，资产从1000元变成了1000万元，中间没贷过款。在转产饲料后的第一年，1000万又迅速变成了3000万。“建同样一个饲料厂，当时外资公司大概花3000万元，我相信我们用1000万就可以代替人家的3000万，最终是我们花了700万元就竞争成功了。”
靠自己的力量，这是刘永行在采访过程中反复提及的。他认为“消除一切形式的浪费”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可以让自己不需要借助融资，“比如说100亿的资金，其中有50亿浪费，人家看不见我们看得见。我们把浪费消除了只需要用50亿，这就相当于别人融资了。又比如别人需要3年我7个月把这件事完成，那么3年的财务费用我也把它降了，你用有限的资金也可以做更大的事情。”
这样的“消除一切浪费”是基于各项小事中点点滴滴的合理化，更需要高度专注。
谈及上市，刘永行的态度很鲜明。“现在很多创业者首先考虑怎么融资，第二考虑什么时候上市？我们反过来，考虑的是能不能不融资解决这个问题，能不能不上市解决这个问题？”
他始终认为，模式虽然艰苦，但证明是走得通的。“不能为了圈钱而圈钱，但是如果需要我们也可以融资和上市，如果不需要，何必走？况且现在证明自己的思路是对的，战略是对的，而且风险很小，即使有风险的时候，那是我们自己的事，不会连累银行，不会连累股民。”
相比借助融资等手段迅速扩大规模，刘永行更推崇的是强，“为规模而上规模，这是错误的，我们更重要的是强。”
39年来，他要求自己始终有耐心“慢慢做”和坚持长期主义。
重工业梦和分家
全国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全国饲料大王，这些早期的成功产业在刘永行目前的版图中占比已不大。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02年，而刘永行内心的转折发生在更早的1992年。
“我跟永好说，我们到美国去看看发展模式，有什么可借鉴，结果到了美国之后，从南到北跑了一个月，看到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相同规模的饲料厂，当时刘永行他们经营需要几十个人，国营企业是两三百人，而美国如果10个人这家厂就倒闭，7个人的厂才能活下来。“为什么？工资的递增。那个时候我们意识到了劳动效率，直到现在我们牢牢记住，劳动效率一定要高。”
第二件事情则是见识了美国的“锈带”，也就是曾在20世纪中前期创下钢铁制造业辉煌历史的“钢都”匹兹堡。彼时，随着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这一地区的钢厂大量倒闭。“在那儿我们听到了产业转移，当时在座谈会上我就问了一个问题，10年以后这些产业会转向哪里，他们异口同声说转向中国。”
这一趟美国之行在刘永行看来“太值了”，同时也种下了延续至今的重工业梦。
“我们已经积累了部分资金，也对经营企业有一定的感觉，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发展模式，既然有这个‘势’，产业转移一定会在中国，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一定会到。所以当时我就跟我几个兄弟说，是不是我们转到重工业？”
这份提议并没有像最初创业那样让四兄弟一拍即合。“几个兄弟各有不同的认识，因为每个人擅长的也不一样。”
意见不一，但又想坚持自己的重工业梦，刘永行无奈之下选择提出分家，“实际上分了两次，美国之行回来之后我和永好一起在全国各地办饲料分厂，那时候我哥和三弟（陈育新）他们不参加，后来走集团化发展。”
一边忙着开饲料分厂，一边仍惦记着产业转移，“我始终想做重工业，但不知道怎么做，也没有资金，什么都没有，从1992年开始有这个观念，10年之后才开始做。”
3年之后，也就是1995年，刘永行再次提出分家，“就一个晚上跟永好分家了。”但分了家并不代表重工业梦就可以马上实现，“当时首先想的是钢铁，因为我去美国看的是钢铁，但这个行业都是国营企业进不去，我们也没有资金、技术，怎么做？第二个想造汽车，那更是不可能的事。第三个想发电，也不可能，那时候没有私营发电厂。”
很多次尝试无门并没有让刘永行受挫，“失败没有关系，我们等待机会，继续发展饲料，用饲料积累资金。”
刘永行坦言自己实际上是个急性子，“但是大事上不能急，急了没有用，急了有用的事情可以急，比如工作上今天要做的事情、细节上的事情，而宏观的事情、规律的事情不能违反规律来做，你不能急。”
最终让刘永行切入重工业的是电解铝。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刘永行和位于山东聊城市茌平县的山东信发铝电集团合资。山东信发铝电集团彼时尚是一家国有企业，仅1万吨电解铝产能。当地政府想通过招商将其产能扩建成7万吨，再建2台更大的发电机组，当时所需资金为15亿元。
刘永行考察后认为这可以成为“新起点”。合资后新成立山东信发希望铝业有限公司，东方希望控股，占51%股份，信发占49%。刘永行同时提议，将电解铝产能进一步扩大至15万吨。
在外界看来，刘永行和信发的合资真实目的更在于“取经”，两家最终也以分手收场。但刘永行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地处人口稠密地山东、且需要从内蒙和山西运煤的缺点使其最终决定，他应该向布局更合理的区域继续探索。
沙漠无人区里的产业集群
要做电解铝产业，刘永行的心仪之地是新疆，高耗电和就地取材才是匹配的。
实际上，早在1995年第二次分家之后，刘永行就派人到新疆考察。“我知道那儿煤多，但是那会儿根本没人接待。我派出的人去看了几个煤田，便宜得不得了，20元一吨，非常优质的煤，运不出去。所以我就始终在构思，可以做点什么？只是用来发电太可惜了。”
刘永行的第一个独资电解铝厂最终落在内蒙包头。2002年12月，东方希望在包头市兴建“希望工业园”，计划投资100亿元，建设100万吨铝电一体化项目。
实际上，这是当地政府当时已经规划好的项目，但让他犹豫的仍然是类似的理由，“我的目标不是那里，如果在内蒙我的目标是鄂尔多斯，因为坑口可以减少运输，包装、运输这些都是交易成本，都是浪费。”刘永行的设想是用皮带直接输送煤，然后自己发电自己炼电解铝。
包头当地政府的积极性以及当时自身电解铝经验的缺乏，让刘永行最终在包头建厂。“包头是重工业城市，而且包头有个现成的电解铝厂，招人、技术方面都有优势，虽然不是最理想之地，但也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就把第一个独立的电解铝工厂就建在那儿了。”
从那时开始，东方希望陆续在内蒙、河南、山西、重庆、新疆等地投资建设了重工业工厂，产业涉及大型发电、氧化铝、电解铝、工业硅、多晶硅、水泥、化工等。刘永行最终进入了他的最理想之地新疆是在2010年。“新疆相关部门邀请我去的时候，向我推荐靠近城市的地方，我都说不要，我直接到沙漠里面去，不要占用良田。”
新疆昌吉州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就在这片戈壁滩的无人区里，刘永行规划兴建一个项目，占地15平方公里。为达成此次项目，当地政府也兑现了3个承诺。第一，修了一条80公里的路，从厂门口通过，把县城和高速公路连起来；第二，铁路从厂门口经过；第三，沙漠里没有水，要想办法解决水的问题。
在刘永行最初的规划里，他将在沙漠里兴建起由50个工厂组成的产业集群。“规划了煤谷、电谷、铝谷、硅谷，最后化工、加一个生物，我们也叫‘六谷丰登’。如果能够做成，它意义是非常巨大的，无论是生态效益还是经济效益。”
在那里，刘永行计划将煤炭就地转化为工业生产所需的电力资源，电可用于生产电解铝和铝加工。铝加工需要硅，沙漠里有硅、煤、电，工业硅也应运而生。工业硅除部分用来铝加工外，另一部分则进一步延伸至多晶硅。
截至目前，东方希望准东板块已经做到了“六谷”中的“四谷”，即煤、电、铝、硅产业。最初规划至今已有10年时间，这些“夕阳产业”历经多次政策调控，刘永行的产业集群规模也因此受限，计划投资1000亿元目前完成了600亿元。
“投了600亿，其中有200亿的产能还在闲置，只有400亿发挥作用，而这200亿闲置还要折旧，还要财务费用。”尽管如此，刘永行透露，今年准东板块仍然能实现40亿-50亿元的税收，“尽管没有实现‘六谷丰登’，但也不错，效益也很好，这体现出了它的生命力和抗风险能力极强，证明了我们当时的规划是对的。”
接下来，刘永行将继续为其他“两谷”煤化工和生物，彻底打通“六谷”产业循环而奔走。但他同样强调，“我们把政府的宏观调控也要看成‘势’，去接受和承认它，我们现在所拥有的都是社会财富，只不过由我来操作而已，个人根本不可能享用它。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能够做成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已经非常有意义。”
至于为什么提出“六谷丰登”产业，刘永行表示，“我们的生活要改善，就需要各种先进的东西，但是谁来做？怎么做？如何在创造同样的产品时向大自然的索取最小？所以我在新疆的这个规划最大程度地减少运输、包装、废物排放，这个产业的产品就是下一个产业的原料，它需要连起来。这个产业的废料也可以作为另一个产业的的原料，世界上就没有废品这个概念，只是你没有找到和它相匹配的。”
73岁的刘永行仍然习惯用大量的时间和相关负责人讨论技术和创新，让一切设置更利于生产。就在5月11日抵达准东板块后，他在多晶硅生产部现场查看，针对还原车间洁净通风设备装置改造，还现场作图与车间管理干部进行讨论。
刘永行指出，管理干部要打破常规思维，把标准变成适合生产实践的、员工容易操作的标准，比如能否将PM2.5浓度代替“10万级净化车间”标准，从而更加便捷地追溯根源，改善生产环境。他当天还强调，要灵活运用集团“既好、又快；还要消除一切形式的浪费”的投资观念，截弯取直，使物料流动顺畅、快捷，减少能耗；此外，还要运用“房柱利用”原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把资源和设备都看成承载房屋的构件，互为依靠和支撑，从而最大程度降低各项资源消耗。
诸如此类的细节，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行业大面积亏损时东方希望仍在盈利？为什么很多大举挺进的人几年后消失了刘永行还能坚守？
下一个39年：碳中和
集团发展至今39年，刘永行已经为下一个39年定下了总体的规划。“下一个39年就是碳中和，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我们就沿着工业硅、多晶硅，沿着它的产业配套往下游走，争取把它连起来。”
刘永行提出，下一个39年里的第一个规划，就是用5年时间再投1000亿元。“继续沿着我们的思路，优先靠自己的能力来做，争取不融资少融资、争取不上市。10年前我们做新疆的时候就规划1000亿不用上市融资，它做到了。”
实际上，在刘永行此前的循环产业链中，他已提出“拟零排放”，而切入光伏产业链上游硅料后让他有信心做到的不止于此。“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它会拿回生产所消耗的能源的20倍，所以我们做到的不是‘拟零排放’，不是碳中和，是大规模的负碳排放，而且我们也恰恰规划在了前面，现在国家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我不是瞄准碳达峰，而是直接朝着碳中和做事。”
提到做多晶硅的初衷，刘永行表示不仅仅是“想做光伏”，而是出于对发展过程中消耗大量不可再生的化石原料的“心有愧疚”。“虽然说由我来做，我浪费少，理论上该我做，但是我们怎在这个过程中用它来创造更多的价值，一年消耗那么多煤变成电，怎么把它拿回来？”
“十几年前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我认为必然要做这件事，消费的东西，你不把它找回来，是不可持续的，是人类的灾难。”刘永行毫不避讳地谈起，从想做重工业开始，心里就同时不安，“你要惦记着它，也许什么时候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做了，所以这也是长期主义。”
最新的动作让刘永行有望成为新的硅料王者，意味着时机成熟了吗？在进入一个行业的时机方面，刘永行向记者提到了他哲理观念的另一种表达，“自然而然、不争为先；甘然后进、反而先进。”
他对前半句的解释是，按照规律去做事情，正确的措施及时到位，那么不争也会领先，这个领先强大。对于后半句，则是甘心承认自己后进，就需奋起直追，去改变它，因为后进所以享受了前人的成果，反而变成先进。“甘是双关，既是甘心承认也是尝到甘甜。”
这句话放在他的光伏产业中，尤为合适。“我们在旁边研究，西方的100多个工厂几乎全部倒闭，美国的、德国的、法国的、日本的、韩国的，他们前仆后继，国内的几百家企业也通通失败。”在刘永行看来，这些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之前依赖于补贴、依赖于高价。”
从研究光伏产业之初，刘永行就坚定认为，新能源一定不能依赖补贴，一定是本身具有竞争力。“依靠补贴的高价违背了规律，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是碳中和，你必须用这个成本能够取代化石能源，做得到才能去做这件事。”
刘永行提及，当务之急是让疯涨的多晶硅价格回到合理区间。“当年做的时候，我立了个目标，每吨300万的时候不做，30万也不做，我们能不能做到3万、5万、7万，这是正常价格，我们有很好的利润，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碳中和，才能把成本降下来，下游的发电成本才降下来。”
“最后到2016年的时候，反复测试测了100多次，我们认为做得到所以决定做，一直就做到现在。”刘永行认为，2021年以来多晶硅价格的持续上涨并不正常，“这会阻碍碳中和的目标。”
他希望，通过扩大供应，“多晶硅价格明年就能下来，明年估计会降到5-7万元/吨。”
“这中间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怎么把消耗降低、成本降低，这是很难的事，最近十来年全世界唯一新进入这个行业的只有我们一家，其余都是成熟的，慢慢走出来积累了经验，但是我们是有目的地进入。”
实际上，就他的“硅谷”产业，刘永行不知道未来还会投入多少，甚至不排除为集成电路产业提供原料。“继续沿着我们的思路来做，不要急功近利，去做长远的事情。不过分依赖银行，不依赖于上市，我们就走自己慢慢发展的道路。”这条眼下并不流行的“慢路”实际上也不慢。
顺着大“势”走出自己独特的路，刘永行的很多次选择都是如此。1999年，刘永行举家从四川成都迁至上海，并在浦东新区设立东方希望集团总部，扎根于此。
他向澎湃新闻记者列出几个主要的搬迁原因。“第一，我当时和永好约定‘划江而治’，我在北边，当时这里离我100多个饲料工厂近。第二，我要做重工业，成都当时比较偏远，上海是个交通枢纽。第三，当时需要很多技术上的交流，厂家以及国际交流的大公司到上海容易，到四川就难。还有一点，尽管我尽可能少用银行资金，但是不排除要使用，而上海是金融中心。基于这些，我们把总部设置在上海，就为了做大产业。”
而为何选择浦东，答案也非常“刘永行式”。“我不太喜欢拥挤的地方，顺势不随流，明道而非常路，热闹的地方让大家去住，我不要跟人家挤，我现在出差到浦东机场从来不堵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