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戈

因为乌克兰局势，麦当劳在俄罗斯的850家门店和在乌克兰的110家门店，关门了。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一本正经地宣布：两个都有麦当劳门店的国家是不可能开战的。他的这个说法被煞有介事地命名为“预防冲突的金色拱门理论”。当全球化的壮美蓝图在各国人民面前缓缓铺开，商业文明达到又一个新高度、经济空前繁荣、大多数人开始富裕起来时，打仗——是一个多么野蛮又不合时宜的遥远记忆啊。

时间，就是打脸那些有关历史进程著名论断的巴掌。

柏林墙倒塌，日裔美国学者福山预言历史终结了，没想到，那只是历史进程的一个小小休止符。而弗里德曼的预言，也被现实击得粉碎。

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的本轮全球化，在经历了苏东剧变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一个由经济市场化为基础，以全球统一贸易和投资规则为保障，涵盖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和人口的市场已经形成并比预期运转得更为顺畅。

那个时候，对未来全球化多么浪漫的憧憬都不过分。学者们宛如十五六岁怀春的少女，满脑子都是无法割舍的各种如意郎君。我是在飞往美国的飞机上看完《世界是平的》的。一边读，一边用笔划下那些重要的段落和句子。弗里德曼通过一年的环球旅行，考察了中国、印度、越南、欧洲、非洲的很多家企业，采访了众多跨国公司领袖，得出了世界已经变平的著名论断，全球化的产业分工已经形成，各个国家按照自己的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通过全球化和工业化为方法的美丽新世界就在前头。

当我从书上抬起眼睛，透过玄窗看着黑洞洞的夜，心潮如同飞机下面汹涌的太平洋。

1990年1月，俄罗斯的第一家麦当劳门店在莫斯科开业，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麦当劳门店，里外座位1000多个，开业当天顾客超过3万人，顾客排队时间超过6个小时。这次关张，俄罗斯顾客同样把麦当劳店面围得人山人海。一些人表达了恋恋不舍，还有不少人摆出无所谓的姿态。一位据说体重达到260公斤、自称艺术家的胖子，把自己绑在了麦当劳的门上，以阻止关门。这个行为艺术隐含了多重寓意，我猜想有一重可能是这样的：看看，麦当劳带给我们一身肥肉，让我们变得不再健康，但依然让我们无比眷恋。

麦当劳在全球范围内一直由于两个原因被攻击。一个是因为被看作为高热量的垃圾食品，另一个是作为全球化的符号。不夸张地说，本轮全球化就是麦当劳化。世界各地反全球化的游行集会或街头骚乱中总是有麦当劳的门店遭到袭击。上世纪80年代，在法国巴黎甚至发生过麦当劳门店员工被抗议者打死的恶性事件。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这样解释，从上世纪70年代麦当劳走出美国，走向世界以来，在人们的印象里，快餐的标准就是全球化的标准。麦当劳所代表的效率优先、标准化、规模化、顾客至上就是全球化的标准，所以在反全球化的浪潮中，麦当劳总是成为暴力打砸抢的对象。

与一般贸易中人们只是买一件外国产品相比，餐厅给人们的是一种全面丰富的体验，对于消费者来说，在麦当劳体验到的是清洁、快速、物美价廉。而对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失去工作的小业主以及他们的利益相关者或同情者眼里，麦当劳代表的是资本霸权，它无情地摧毁了多年以来形成的商业模式和商业规则，把成千上万的小餐厅、街边小吃逼入绝境，把全球化之前各地丰富的而充满人文气息的小生意如摧枯拉朽般毁灭，所以，麦当劳非常适合成为全球化“代言人”，从而被攻击。

1966年麦当劳在美国上市，同年麦当劳在新开的店里增设了座位，至此麦当劳才真正成为一家连锁餐厅。在此之前，麦当劳其实是一个高度依赖公路的街边热食售卖连锁店，而不是餐厅。上市和转变为餐厅是麦当劳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第二年，麦当劳就在加拿大开设它的首家国际餐厅，不久后成立国际业务部。在北美小试牛刀之后，上世纪70年代，麦当劳开始向全球进发。1971年，进入日本、荷兰和德国，1972年，麦当劳在法国巴黎郊区建立第一家分店。1975年进入中国香港，1984年进入中国台湾，1990年进入苏联和中国大陆。1993年进入沙特阿拉伯，1995年进入土耳其，1996年进入印度，1997年进入乌克兰，2006年进入伊拉克。现在麦当劳在全球拥有40000多家门店，分布在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在还没有麦当劳的国家，只剩下低收入国家。

回过头来看，麦当劳全球化的过程正好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高度合拍。上世纪70年代，被看作是本轮全球化的开端，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是这个开端的标志。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货币体系出现了本质的变化，浮动汇率时代到来，世界各国的资产价格被重估，并由国际市场来决定，这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投资、结算高度的便利化。这为欧美大公司全面进入全球市场创造了条件，资本开始向全世界最适合的市场流动，而不是在各自国家“内卷”。

麦当劳进军各国的节奏，基本是依据各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工业化水平、市场发育水平和社会安定水平来制定的。只有同时满足这四个条件的国家才能够成为麦当劳进入的前提。麦当劳要进入一个国家的市场，必须带着它的产业链一起来。而能够支撑这些产业链的国家肯定具备基本的市场化、工业化水平，否则，除了在大国供应链范围内的周边小国，麦当劳不可能靠运输来解决当地餐食原料的供应问题，只有在目标市场建立起供应链体系，麦当劳的性价比优势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麦当劳每年售出数十亿份薯条，需要约四亿公斤的土豆；售出数百亿个汉堡，需要数千万头肉牛，另外还需要大量的面粉、生菜、洋葱、番茄、油、酱、鱼、蛋、鸡肉等。没有数百家供应商的支持体系，很难想象麦当劳能在全球获得成功。在全球化之前，美国农产品从种植、养殖到加工，从包装、物流到销售就完全实现了工业化，这也是以麦当劳为代表的快餐业在上世纪50年代集中出现的前提。

与其他连锁加盟公司不同，麦当劳之父雷·克洛克认为，如果自己控制加盟商的供应链将无法让品牌授权公司公正地面对加盟商，而把供应链交给别人则天然地让品牌商和加盟商的屁股坐到一条板凳上，一起来和供应商讨价还价。而供应商面对的是诱人的大订单，不断提高生产率，让自己的价格具有竞争力将成为其努力的目标。福喜公司就是最早和麦当劳合作并一起成长的供应链公司。雷·克洛克拿下麦当劳特许加盟权之后，把事业落脚点放在了家乡伊利诺伊，发家于伊利诺伊芝加哥的肉类加工企业福喜集团成为麦当劳最早的供应商之一，1955年被选为麦当劳第一个牛肉饼供应商。

在进军全球之后，麦当劳的店开在哪里，福喜的工厂就同步开在哪里。随着麦当劳在全球范围内的成功，福喜也跟着麦当劳慢慢变大。麦当劳进入中国香港之后，福喜马上就把工厂开在那里，中国大陆第一家麦当劳门店开在深圳就与福喜在香港的工厂有直接关系。为了迎接麦当劳北上北京，1991年12月福喜公司在河北大厂的牛肉饼制造工厂就开张了。几乎与此同时，麦当劳薯条供应商美国辛普劳公司的薯条加工厂也在中国落地，几年之后辛普劳在中国多地建立了土豆种植基地，辅导农民按照标准化的方式种植符合麦当劳要求的土豆品种。

随着麦当劳、肯德基等美式快餐企业的到来，如福喜、辛普劳等众多的供应商都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企业和工厂。随后，众多的中国本土企业也从这些跨国公司学习了现代农业和食品加工的技术和理念，不仅成为这些快餐企业的供应商，本身也逐渐成长为现代化工业企业。

在麦当劳陆续进入的世界各国，大体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再把“垃圾食品”带入一个国家并且抢走一些人饭碗的同时，也让这个国家的农业和食品工业以及服务业水平整体得到提升并同时给另外一些人提供了工作机会。以麦当劳为标志的全球化虽然一直被攻击，但给全球工业化进程带来的正向效应十分明显。

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经济全球化的步履开始蹒跚起来，回想起来，《世界是平的》出版于2005年，可能就是本轮全球化发展的最高点。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全球化的范围，地缘政治、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意识形态的多样性，让以美国和美国企业引领的全球化变得磕磕绊绊，美国自身也不再是全球化的单纯受益者，这种变化让美国逆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大。

麦当劳在俄罗斯和乌克兰门店的关张，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共同分一杯羹的美好愿景被大国政治争斗所吞噬。未来的全球化进程会就此夭折吗？

1986年9月，《经济学人》杂志推出了巨无霸指数。这个带有游戏色彩的指数，将世界各国麦当劳里的巨无霸汉堡包价格，根据当时汇率折合成美元，再对比美国麦当劳里的售价，来测量两种货币在理论上的合理汇率，从而得出某方货币被“高估”或“低估”的结论。在当时，麦当劳基本覆盖了全球的发达经济体，这些经济体之间大体实现了自由贸易和自由汇率。由于麦当劳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遵从共同的标准和定价原则，理论上，假设麦当劳巨无霸在美国卖1美元，在日本卖100日元，那么美日之间实际汇率就是1∶100，这个比值可能比官方牌价还要更加准确。另外，巨无霸指数可以简便且相对比较准确地反映各地货币的实际购买力。

2008年3月，用12.5元人民币就可以在中国的麦当劳里买到一个巨无霸汉堡包，约合1.78美元。而在美国的麦当劳，要买一个相同的巨无霸汉堡包要4美元。用巨无霸指数分析，人民币显然还有上升空间。时间到了2022年的3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那时的6.9∶1变成了现在的6.36∶1，验证了巨无霸指数的可参考性。就在一周前，我查了一下，北京一个麦当劳巨无霸的价格已经变成人民币26元，约合4.08美元，而同时，洛杉矶一个麦当劳巨无霸的价格是4.35美元，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比值与巨无霸指数已经相近，如果巨无霸指数仍然有效的话。

随着麦当劳进入更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巨无霸指数已经不那么灵验也不像当初那样引人关注，成为金融学学生津津乐道的知识。麦当劳指标感的逐渐模糊也成为正在发生的现实，但全球化的进程并不会因此停滞，只不过可能需要有更多的参与者，形成更具包容性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