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和林

数字产业创新发展正在迎接着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但基于中国情景下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却显得相对沉寂。开展数字经济的相关立法工作，是数字经济战略部署的重要环节和关键保障。G20领导人峰会也已连续五年向全球呼吁把标准、知识产权与数字产业互动当作保障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据了解，目前国内已正式出台数字经济方面地方法规的有浙江省和广东省等。2021年12月30日至31日，《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广州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描绘了广州数字经济发展的全景图，待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将正式实施。这也标志着广州将成为全国首个出台数字经济立法的省会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

广州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枢纽城市，发展数字经济具有明显的技术和产业优势，并已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发展生态。《广州重点产业白皮书—数字经济》数据显示，2020年广州市GDP超2.5万亿元，其中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规模已超过8000亿元，同比增长15.2%，占GDP比重约32%。此次《条例》起草继续坚持顶层设计与广州实际相结合，同时紧密衔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对广州的定位要求，提出工业数字化、建筑业数字化、服务业数字化和农业数字化，并分四章整体表述了产业数字化这一概念。不仅兼具落地性和实效性，更挖掘了广州在数产融合发展中的产业链条齐全、创新要素汇集、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条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引领性。

此次《条例》提出注重推动数字技术与产业、消费融合发展，在打造数产融合全球标杆城市的目标下，广州数产融合标杆城市建设将具备3大发展优势。

鲜明政策旗帜为数产融合指明发展方向

抢占数字经济新高地，建设数产融合标杆城市需要鲜明的政策旗帜指引，广州在这一方面先行先试。2019年10月，《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印发实施，广东省明确以广州为核心创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全省试验区。2020年7月，广州市出台《广州市加快推进数字新基建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进一步贯彻落实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新基建的决策部署。2021年5月，《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发布，明确提出了发挥广州数据资源丰富和应用场景多元优势，将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作为战略引擎工程。2021年6月，《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产业导则》印发实施，再次提出强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对高端产业的引领功能，将广州建设成全球数产融合标杆城市。负责本次《条例》起草、制定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条例》中，对有利于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条款多写，规制性的条款慎写，以调动全社会发展数字经济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可以看出，接连出台的行动计划与重点任务方案，在更好地发挥政策工具调节效应、服务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广州态度”和“广州速度”。

特色区位优势为数产融合锻造发展引擎

传统区位优势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交通连接外部的畅通度和便利度，但在数字经济的赛道上，除了地理角度的便利位置外，更注重的是信息网络节点的区位优势。具体来看，包括数据的流通性、信息的聚合度以及智能化使用等，突出地依赖无形的“信息高速公路”。因此，能否把市场信息和实体经济聚合起来并智能化运用，才是关键。广州市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优越的区位条件，使得众多数字经济巨头集聚试验区。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上半年，广州数字经济试验区内注册企业超8万家，同比增加约1.2万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1.03万家。区位优势赋能下的发展引擎一旦形成，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会更加明显。然而，广州市也要谨防落入“地理区位优势陷阱”，区位优势的发挥要以能够获取有效的市场需求等多种条件保证才能“自动”地释放。

一流营商环境为数产融合提供坚实保障

营商环境是决定市场活力的制度性条件，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重要着力点。从不同维度看，良好的营商环境通常具有便利性、公平性、透明度、法制化和国际化等特征。市场竞争归根结底是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不同企业出于各自利益需求参与竞争，好的营商环境会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作为拥有深厚商业底蕴的“样板城市”，广州完备的市场体系减少了数据要素流动障碍，在营商环境方面具有极强的优势，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形成百鸟筑巢的效应。但长远上看，未来全球营商环境的国际评价将更关注产业和市场主体，需把握好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改革方向。本次《条例》也强调，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及其他国际合作平台在数字经济领域的交流合作，构建数字经济全要素发展体系。未来各类数字经济市场主体“用脚投票”做出的选择将成为营商环境保障数产融合的最好证明。

然而，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虽然政策支持、区位优势和营商环境等为广州市数产融合标杆城市建设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但产业数字化还是需要因产施策。例如由于农业生产的自然属性，依赖自然资源，生产经营方式单一等行业属性，农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壁垒较高。虽然一些区域农业产业探索建立了一些数字化、信息化平台，但从实际效用来看，还有一部分仍是仅停留在“环境数据屏幕化”“表格数据可视化”的初级阶段。因此，在推动数产融合标杆城市建设过程中，行业异质性下的数产融合驱动模式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

（作者为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