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年前我们的老祖宗，他们创造了一个什么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身股银股”制度。

01

企业的利润价值，归谁所有？

我今天想分享的主题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

因为我是做企业出身的，所以我深有体会，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企业的利润价值是谁创造的？”

现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企业的利润价值是资本带来的。这个就是《公司法》的理论。《公司法》的法理就是“谁投资，谁所有，谁收益，谁处置”。

这个已经成为铁律了，所有人都在遵循这个铁律，所谓“股东利益最大化”——企业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我感觉好像没有人质疑这个观点似的。

但实际上还有另一种观点，企业的利润价值是劳动带来的。中央党校的王珏教授曾经讲过：“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而且我们曾经学的政治经济学也讲，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应该归劳动者所有。”

这两种观点显然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认为，资本本身无法直接创造利润价值。因为所谓资本，就是出资人出钱（我们最简单的理解），然后购置土地、厂房、设备，雇佣劳动者来生产产品，实现它的价值。它本身是不直接创造价值利润的，它是物质的东西，只有当资本和劳动结合时，才能创造价值利润。

实际上，我们在企业里工作就是这个过程。也就是说，利润价值既由资本带来，因为没有资本就没有企业，对不对？但是也由劳动使用了资本带来的物质条件所创造。

也就是资本带来的物质条件是企业创造利润价值的物质基础，但它并非唯一来源。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是我的观点，不一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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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资本与劳动，“劳动”指的是谁呢？指的是企业经营管理者、科技人员还有工人。他们共同创造利润价值。这点我认为是成立的。自然地，他们也应该分享自己所参与创造的企业的利润价值。

出资人呢？如果出资人既出资又参与企业经营，比如说家族企业，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出资人尤其是第一、第二代的。

他既通过出资创造利润，又通过参与劳动创造利润，就是说这种家族企业的出资人或者叫企业家，他是双重的，那么他的收益就应该更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企业家、创业者如果创业成功的话，他的收益会比较多。这个道理是讲得通的。

但企业家参与劳动创造利润价值，并不代表所有的活动，不是说企业家既出资又参与劳动，他的那个劳动就代表所有的劳动。不是这样的！他只是劳动者之一，甚至主要是一种管理的劳动者之一。

企业家是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于一身，我认为，是不是应该从这个角度来定义企业家？出资人如果不参与经营，就由职业经理人来负责经营，那么这个成功的职业经理人也是企业家。

就是说，企业家不是单定义为出资人、参与经营的人，成功的职业经理人也应该是企业家。比如说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苹果的乔布斯，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出资人，可能他们也有股份。他们的创新、管理才能其实是无价的。

那么，“人力资本”除了企业家之外还包括企业其他人，包括职业经理人、科研人员、工人。我指的“人力资本”是包括这些人的。

因此，资本与劳动共同创造利润、共同分享利润，与我们通常所讲的激励制度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现在我们一般在讨论时，往往把“激励制度”和“人力资本共享利润”这两件事情合成一个事儿了或者叫混为一谈，我认为是应该分开的。

“激励制度”指的是出资人对劳动者的激励，和我讲的人力资本跟物质资本的出资人共同创造财富、共同分享财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劳动者分享利润，不是出资人的激励，而是他们自己参与劳动创造的利润，是应得应分的。

在这个问题上，现在社会上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有些人认为劳动者获取的较高的收入，那是出资人的激励制度，是激励的、是赠与的甚至是奖励的。这个概念我是不大认同的！

我觉得，他们的工资、奖金这块应该是有激励的因素、有奖励的因素，但是他们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分享财富，这不是物质资本出资人激励和奖励劳动者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当前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基本上不太能分得清楚，所以很多人就不能接受“劳动应该参与分红”的观点，因为《公司法》讲了，都是出资人的，跟劳动者没关系，劳动者就是拿工资奖金就完了。

我们讲，劳动者作为企业的主人，应该有他相应的物质地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到现在也不是很清晰。

比如我们说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这个“主人”怎么体现？有没有物质地位？现在这个事没说清楚，往往理解成是一种精神的主人，或者是一种宏观上讲的概念。

目前的《公司法》只承认物质资本，就是“谁出资，谁所有，谁收益，谁分配，谁处置”，包括分配都是出资人的权力，收益之后给谁多少都是由出资人、管理者说了算。

那么，人力资本（也就是我们讲的劳动资本）在企业创造利润，这一点在《公司法》里没有体现。

中央很早就提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好像是“十五大”就提出来了。“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目前承认专利技术经过评估可以作为出资，这一点在法律上应该已经得到认可了。

专利技术实际上是过去的劳动积累变为物质资本的一种形态，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物质化了，是可以看得见的。

但普遍存在于人们的大脑中、人的技能上的活劳动的人力资本，这是看不见的，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应该予以承认。这可能是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也是我建议这次《公司法》修改之前应该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要深入讨论清楚。

我把我的文章发给了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后来他给我回了一封信，他说：“关于这个问题，十几年前经济学界就讨论过，但是由于分歧太大，没有形成共识。”

这是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说的，“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在经济学界没有形成共识”。那么在法学家看来，可能这个问题更为突出了，马上要修改《公司法》了。

那么，人力资本或者叫劳动资本参与企业利润价值的创造、共享企业利润价值，这对初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大意义。

02

300年前，晋商的“共同富裕”经验

因为最近中央提出要“共同富裕”，关于怎么实现共同富裕就是“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

实际上现在社会对此的讨论，有很大的分歧，比如说有一种观点认为，一次分配讲究提高效率，提高效率肯定就要拉开差距，对吧？这不是大锅饭。那么，只有二次分配、转移支付，再加上三次分配——捐赠，才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

我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我认为，共同富裕最重要是在初次分配、在一次分配，就是在一次分配过程中来创造财富，实现共同富裕。

因为二次分配是不创造利润价值的，它是转移财富，不创造财富；三次分配是一种捐赠，它就更不创造财富了，也是一种转移财富的形式，所以重点在初次分配、在一次分配。

那么，在一次分配当中怎么去实现共同富裕呢？我觉得我们历史上有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是300年前山西晋商票号的案例。

这个案例是有详细史料的。我20年前去山西平遥参观了那个票号的博物馆，我在那次参观中就很受启发，简单地说一下：

当年票号（就是银行总部）在平遥，东家（就是股东）办了这个银行，那么，办银行呢需要在全国各地办分号，也就是现在的银行分行，那么他就需要选择一批德才兼备的掌柜子（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职业经理人）到各地去经营。

东家选择了他认为合适的“掌柜子”，派到外地去经营。在当时的那种条件下，是无法监管的，因为交通极其不方便，更谈不上通讯设施。

那么在那种情况下，委托代理的矛盾就非常尖锐，就是说：我选择了我认为很可靠的掌柜子，但他是不是忠诚于股东？是不是勤勉？是不是廉洁？我无法监管；一旦我看错了，那我这个分号可能就会出现重大的经营问题或者失败。

那么，这个委托代理矛盾比我们现在遇到的委托代理矛盾要突出得多、严重得多。我们现在都有这么多的监管措施了，公司治理、审计监督、法律、纪检巡视、我们有股票期权，全世界创造这么多的监管措施，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300年前我们的老祖宗，他们创造了一个什么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身股银股”制度。

就是说，东家出资人跟掌柜子说：“你到上海去，你好好经营，如果有了利润，六四分成。”就是掌柜子和伙计们分60%的利润，东家分40%的利润。

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干活的人拿大头，出资人拿小头。这个制度起什么作用呢？就使得我们讲的委托代理矛盾当中信息不对称、利益不一致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了：因为掌柜子和伙计们不再是为东家干活，是给自己干活，所以他们的利益跟东家的利益是一致的。

而且一定意义上讲，是东家搭了掌柜子和伙计的便车：你们好好干活，最后有利润我分40%；有亏损、有风险谁承担？东家承担。比如说被抢了、被火烧了等意外的损失，掌柜子跟伙计是不承担责任的，按照史料上讲，是负盈不负亏。

那么结果是什么情况？当年我们国家的票号发展得非常好，据史料记载叫“富可敌国”。大家可以看《白银帝国》电视剧，还有《乔家大院》，还有一个《票号》的电视剧，12集，我是仔细地看过几遍。

当时清政府没钱时、国库没钱时，就去向票号借钱（所谓叫“借钱”，其实是不还的），一借就是几百万两白银或者上千万两白银，就是它已经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

也就是说，当年我们的票号或者银行的雏形利润是很好的、发展得是很好的。所以，这也证明了这个制度是能解决委托代理当中的问题的，使得出资人的利益和干活人的利益形成利益共同体，大家一起把企业做好，共同创造利润、共同分配利润。他们当时分配利润是每3年分一次，每一股分的利润非常丰厚，这是我看到的史料讲的。

我们老祖宗这个例子就说明了劳动和出资共同创造利润，也应该共同分配利润，这在300年前就做到了。

我前年到日本去考察，日本的“千重金属株式会社”，它的利润分配原则是：股东49%，员工51%。就是在市场经济国家，他们也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探索和尝试。

20多年前，惠州市政府也给了当时的TCL一个政策——超额利润的20%归李东生和他们的企业的员工。现在的员工持股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发展过来的。

还有劳动分红制，目前根据我了解的情况，全国有几十万、上百万民营企业在实行这个制度。慧聪网的郭凡生，1992年下海，他自己首先用的就是这个制度，所以他的企业就发展得很好。后来他就专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办培训班，在全国推这个叫做“共享股份制”。

我也去了很多企业调研，我举一个例子，北京有一家企业叫“四季民福烤鸭店”，这个烤鸭店做得不错，他们是怎么分配的？他们实行的是超额利润分配，就是老板给某一家烤鸭店确定一个目标，比如说去年利润是200万元，作为一个基数，超过部分按三七分成——店长、员工拿70%，股东、老板拿30%。

这个做法就体现了资本跟劳动共创利润、共享利润。就是劳动者怎么去共享利润？方法很多，不是单一的。比如说“身股银股制度”就是存量利润四六开；我们现在有的企业也是存量利润，有了利润后，劳动拿多少、资本拿多少；也可以是超额利润分红，给一个基数，超过部分，劳动者拿多少、出资人拿多少。

这个方法有很多，没有固定的，我们想讨论的就是理论上和法理上的这样一个认识。

而且目前这个制度对于民营企业提高竞争力、提高效益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甚至是什么情况？同一个行业中实行了这个制度的，竞争力就比没有实行这个制度的民营企业竞争力要高，因为它的员工积极性高。

甚至有的企业根据计算，企业净利润最终分配的结果是出资人50%、劳动者50%。当然，这不是平均分配，它也是有差距的，但是概念上是劳动者拿一半、出资人拿一半，已经有企业是这么做的。

至于这个是不是一个公平和效率的平衡点？现在我还不敢说，因为这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证明。但是有的企业已经探索到这个程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出资人是很聪明的，他一定有道理的。

另外一个就是，去年出台的中央《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一共有5个激励制度，其中一个制度叫“超额利润分红”，也就是中央的文件当中，明确写上了在国企可以实行超额利润分红。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实际上我们国务院国资委2008年出台了一个139号文，因为我是参与这项工作的，当时我们在文件中就提出国有企业的超额利润是可以用于奖励的，用利润来奖励其实就是分红。

所以，实际上我们近一、二十年民营企业做了大量的探索，国企也在做探索，一直到去年中央的文件当中明确写上了可以实行超额利润分红。根据我了解的情况，目前中央企业还有地方国企的试点企业已经在逐渐推开，只是每个企业的具体制度不完全一样，但是在逐渐推开。

我觉得这个实践已经鉴定了修改法律的基础，我们现在不是完全只在讨论一个概念。我不是法学专家，修改法律，可能有人就觉得你还没实践呢，怎么能证明它是正确的？怎么就能轻松地、轻而易举地修改法律呢？

但是我现在讲的300年前就开始了，要说起来有300年历史了；我们现在近20年有几十万家民营企业在实践，而且基本上是成功的。我去过很多企业调查，包括他们的分红大会，现场激动人心，我请中央电视台去拍过，激动人心，不是一家人亲如一家人，你分不清楚谁是老板、谁是员工，员工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和发挥，同时他们的收入也得到了很大提高。

当然，还有人有另一种理解，说：“提高劳动者收入、提高工资，不就影响了企业的利润吗？对吧，人工成本增加了。”

其实实践当中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是通过这样的机制——利润共享，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创造了更大的利润，做大了“蛋糕”。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员工的努力就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然后，职工拿了一部分收益，其实在很多企业中总成本还是降低的，并不是提高总成本，因为企业的利润在增加，要不然它就没得可分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都说明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是有了历史的、实践的基础，也有了当前改革开放一、二十年那么多的民营企业、国企的实践基础，再加上已经有中央文件的这个说法了，是不是可以讨论在这次修改《公司法》的时候，把人力资本或者叫劳动资本参与企业利润的创造，并且可以理所当然地参与利润分配，写进去？

这个利润分配不是分了出资人的利益，也不是出资人恩赐或者奖励，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价值利润。他们分享是应得应分的，更不是国有资产流失。

因为现在也有人说：“员工没有出资就得到股份，就分红，那分的不就是国有资产吗？不就是国有资产流失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广大的职工他们参与创造了这些利润，他们就应该跟出资人一样来分享这个利润，所以不是流失，也不是出资人的恩赐、奖励。

我觉得这一点上要把它讨论清楚，要不然的话就跟激励制度混在一起了。

现在社会上的质疑大概有这么两点：第一点，《公司法》的规定应该维护资本的所有权，不能改变；第二点，国企员工参与利润分红是不是国有资产流失？

对于这两点社会质疑，我刚才已经讲了我的观点，当然不一定对，希望在座的各位专家能够提出批评、提出批判、提出拍砖。

反正我觉得通过讨论逐渐地把这些问题能够讨论清楚，这样的话，我们这次《公司法》修改才能够把它改得更好，更有助于推动我们企业的发展，更有助于推动科技创新。

因为科技人员他们创造的价值、财富，怎么能够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给予认定、激励他们？我觉得这也是当前我们科技创新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现在相关的政策已经出台了，但是从根上没解决，就是理论上没解决、法律上没解决，所以人家钱拿得也不踏实。

就是涉及到职务发明的问题，职务发明要不要承认发明人个人的产权？现在中央文件当中已经承认了，但是在法律上还需要进一步地来明确。这样的话，有助于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来推动科技创新。

（本文为11月20日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圆桌论坛

“公司法2022年修订——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论辩”上，

周放生所作“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演讲精编。

周放生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国资委企改局原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