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先需要指出一点，普查数据、小普查数据、年度数据口径不同，不可混用。普查数据10年一次，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存量数据一次性修正”。比如按2020年底总人口的141178万，比2019年底增加1173万(正常年份每年增加400-800万)。实际上，这普查年的1173万并不是2020年一年增加的，它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存量数据统计的修正。　　第二，存量人口的141178万，以及2020年比2010年增加7206万(2010年比2000年增加7389万)，这两个数字都超出前期市场过于悲观的预期。过去10年净增加人口几乎持平于再往前10年(只少了183万)。当然，这很大程度上与2016、2017年二胎政策所带来的短期人口脉冲有关。2017年之后新生儿人数逐年下降的趋势还是十分明显的，增量形势仍比较严峻。　　第三，2020年新生儿1200万，环比2019年下降18%左右，基本符合预期。前期已经公布的公安部户籍登记数据是较2019年下降15%左右。　　第四，2020年新出生人口的下降是三个因素的叠加，一是疫情影响，产检医疗条件的变化、收入预期的变化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上升导致推迟生育计划，对2020年来说，全球出生率历史新低的情况比较普遍。二是育龄人口的代际下行，即由于生育政策影响，1987和1990年之后新生人口曾出现两轮明显下行，这对应2017年后育龄女性人数的变化。三是“工业化-生育率悖论”。生育率的下降几乎是工业化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　　第五，简单来说，第一个因素代表“生育条件”，属短期扰动，估计主要影响2020-2021年；第二个因素代表“育龄基数”，需要及时、迅速进行政策调整，否则下一个阶段压力会进一步加大；而第三个因素代表“生育意愿”，它作为一个全球难题的规律性被很多人所忽视。但恰恰是这种规律性意味着挑战会更大。它可能和一系列内生原因有关，如现代社会体力劳动边际回报率的下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住房和教育成本的上升等，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还有一个原因是流动人口比例偏高，年轻人会面临“打工-返乡-结婚-生子”、“城市就业-买房-结婚-生子”这样两种典型路径，均会导致婚育年龄偏晚，从而带来生育率的变化。　　第六，从这个框架去理解，要影响人口曲线，一则要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二则主要还是有针对性的瞄准“工业化-生育率悖论”，比如通过一系列组合政策降低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通过降低住房成本、教育成本、提升教育资源可得性来降低年轻人生养育的成本预期；通过更广泛的城市群建设，推动工作机会的区域多元化，降低因人口流动模式固化导致的代际晚育的现象。　　第七，老龄化特征继续上升，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上行速度也比上一个十年更快。从世界银行口径数据看，全球65岁以上人口比重大约在9.1%左右，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18.3%，中等收入国家为7.8%。老龄化对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都会产生深刻影响。　　第八，本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已有2.18亿人，较2010年的1.19亿大幅增长。和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这一点是“工程师红利”形成的基础。　　(作者系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