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南财集团智库发布周之《信托行业转型探索、挑战及政策建议》报告正式发布。与此同时，“信托转型挑战”云对话在线上召开，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律与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邢成、复旦大学信托研究中心主任殷醒民两位信托行业专家参与了此次线上对话，针对信托行业转型必要性、挑战和方向、对监管政策的建议、对行业未来定位和格局几大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21世纪》：2020年，应监管要求，信托行业转型动作提速，与此同时，部分机构也弥漫着较为迷茫甚至悲观的气氛，如何解读信托行业的当前形势？　　邢成：2020年监管政策出台较多，尤其是“资金信托征求意见稿”提出了量化的监管指标，这种气氛主要是因为对转型的路径和方向感到比较迷茫，同时对传统业务的依赖较为严重。应该动态地来看待这些监管要求和指标。　　比如对50%的非标比例限制，在传统的监管环境下确实是对主导业务的巨大削弱，但如果放在未来全新的政策环境下来看，在去资金池、去TOT、强化打破刚兑的三重约束下，这个比例可能不是低了而是高了；再比如对委托人数量的限制，回顾历史来看，2007年将委托人门槛从5万提高到100万，增长了二十倍，当时也认为很困难，但是13年过去了，现在100万的投资人在信托行业都被视作“小额投资者”。动态地来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委托人群体、标准、结构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升级。　　殷醒民：行业之所以感到有些悲观有两个原因：一是宏观经济的运行和行业业绩，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没有之前那么好，但是2020年本身受到疫情、监管等因素影响，是一个特殊年份，而不是一个正常年份，不能把特殊年份的经济运行和业务开拓当做未来长期的现象。　　二是这一年监管政策比较密集，但应该看到，这仍是秉持2018年“资管新规”的大方向和原则，核心不是要压制某个资管子行业，而是要统一资管行业的监管体系，在统一的框架下进行公平竞争。　　包括信托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的发展，都离不开经济基本面，从经济基本面的发展前景看，十四届五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因此信托行业也没道理感到悲观。　　《21世纪》：一直以来，很多信托公司都意识到传统的业务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路径依赖较为严重，在监管倒逼之下才真正启动转型，信托转型的挑战和方向有哪些？　　邢成：目前多数信托公司在转型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包括观念僵化、团队老化，以及专业结构、组织架构、运行体系、风控体系等。换句话说，信托公司的业务转型做不到一蹴而就，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夜之间出现一个全新的方向或全新的业务模式。　　因此，在信托公司转型的过程中，首先要有一个完整的公司转型的战略，这里涉及如何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第二个切实的困难就是团队，过去的团队是非标融资团队，现在是要淘汰稀释掉还是要培养提升起来？涉及团队构建上的战略和安排。第三个是运行体系问题，包括结算体系、账户体系、风控体系、决策体系、投研体系，这些都要随之调整和变化，比如做家族信托的业务体系，跟其他信托业务是完全不同的。　　至于信托转型的方向，除了一些设想中趋势性的比如绿色信托、数字信托等。比较具有可操作性的转型业务主要包括：资金信托业务的拓展，就是把监管政策鼓励发展的标品投资、标品融资以及非标投资业务进行拓展；其次是传统的信托业务包括房地产信托、政信合作信托等进行优化升级，具体的方向比如REITs业务、PPP业务、ABS业务、PE投资等，上述业务信托公司不仅有雄厚的业务基础而且市场潜力巨大。　　殷醒民：我认为信托公司的转型，应当围绕两个“主动”。第一个就是监管部门一直强调的要主动转型，目前信托公司一定程度上是被动的，是为了应对监管压力而采取的转型，根本原因是机构没有看到大方向，被动的机构就是简单侧重于具体的双方交易，对市场的把控能力比较弱，过去十多年，信托公司赚了很多利润，但是没有完成资源的切换，现在要拿一部分利润出来，转化为未来获取盈利的能力。　　第二个“主动”是主动管理能力，我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来提供信托公司对市场的主动把控能力，一是要聚焦宏观经济，宏观经济看起来跟具体业务没太大关系，但其实决定了业务方向；二要研究产业和区域，研究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动能在哪些产业部门，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金融机构只能在不同区域中间找发展机遇和重点；三要落地到信托公司，公司应该抓住这次监管推动转型的机会，真正来一次大的变动，从一个单纯的资金+资产组合起来的机构，转变为对经济产业有主动把控和驾驭能力的机构。　　《21世纪》：行业的顺利转型离不开监管政策引导和支持，对监管政策有什么建议？　　邢成：从我们学界的立场来看，信托公司需要与时俱进，适应新环境，监管政策同样也需要与时俱进，和新时期、新背景、新环境的要求相适应、相匹配。具体来说，下一步监管政策的制定应当着眼全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堵疏结合，以疏为主。应该尽量避免休克式、刹车式、熔断式的政策，更多的提倡渐进式的软着陆和具有一定延续性的监管政策。　　比如说打破刚兑的问题，我认为在具体政策执行中有些偏差，过于机械、片面和简单粗暴。因为这个问题关乎受托人是否存在过失的界定问题，还关乎委托人和受益人利益最大化的问题。如果没有相应的市场环境、市场机制、产品结构、风控措施，以及监管细则配套，片面强调打破刚兑，实际操作中可能导致个别机构以打破刚兑之名，行使损害委托人利益之实。对行业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比较大。　　我觉得监管政策的制定、执行过程中，要避免急功近利、一蹴而就、出政绩的思维，而是要切身为委托人或受益人的利益着想，这是监管理念的层面。　　第二，从监管体系的层面来说，我们不仅要出台一些纲领性的监管文件，也要及时制定相关业务管理细则，监管法规应该尽快形成体系，配套出台。例如服务信托管理细则、家族信托管理细则、慈善信托管理细则等都应该抓紧制定，如果相关实施细则严重滞后的话，就难免大量充斥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如：披着服务信托的外衣，实际上还做资金信托业务。　　从监管口径的层面来说，有待进一步的统一或加强严肃性。比如现在对于全行业清理整顿的提法比较混乱，也与官方公布的口径不一致，应当进一步加强统一性和严肃性。　　殷醒民：金融不是一般行业，一定需要强监管，监管的核心是防风险，但要把发展和防风险结合起来，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我觉得监管部门第一个立足点是发展，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有效防控风险，如果倒过来就不对了，这样的监管没有起到监管应有的作用。所以，监管部门在制定任何政策的时候，要把推动发展放在第一位。　　《21世纪》：长远来看，信托公司的定位应该是怎样的，未来行业格局可能发生哪些变化？　　邢成：我有两个预测，一个是乐观的预测，一个是悲观的预测。　　乐观的预测是，考虑监管部门对转型要求的紧迫性，在1-2年内，信托公司能够严格按照新的监管要求完成转型。换句话说，在2022年之前，全行业基本上完成转型，并且取得阶段性成果，实现回归信托本源定位，风险可控，基本消除恶性爆雷事件，行业有望步入良性循环的正轨，迎来又一个健康、高质量、可持续的黄金发展时期。　　此时，行业呈现出来的业态模式，68家信托公司当中绝大多数都转型成为小而美、专而精，或者更进一步是专而美的、持牌的私募基金公司。而不是像某些公司设想的那样，做成大而全的金融航母、金融超市，这不是监管乐见的也不是多数机构能做到的。简单概括就是转型成为专而美的私募基金公司，当然这里是指广义上的基金，包括证券基金、PE基金、产业基金、REITs基金、ABS等。　　悲观的情景下，如果相当一部分信托机构仍然在犹豫、徘徊、观望，甚至抵触监管法规要求的转型政策导向，可能在2022年之前，过半信托公司仍然没有实现监管部门预期的转型程度。换句话说，行业转型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行业风险爆发加剧，可能导致再次陷入全行业性的清理整顿，我个人认为最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大规模行业性洗牌与整合。有两种可能，一是被银行理财子公司购并，二是68家信托公司内部大规模并购整合成数家信托银行。当然，正常情况下，这个概率很小，而且纯属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　　殷醒民：我认为两年肯定是不够的，可能监管部门会这么提，但是从实践的过程来看需要更长时间。发展也好，转型也好，不是两三年就能完成的。回头看整个中国经济，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现在整整42年了，我们仍然在改革，仍然在转型。　　所以我觉得信托行业的改革与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步一步走的过程，但是在大方向已经明确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因为路程漫长就放慢脚步。（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