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和影响，在复杂的形势和超强的监管之下，信托公司承受着业绩与转型的双重压力。 　　伴随国内信托牌照优势逐步减弱，各类金融机构不断与信托公司争夺资源与市场份额，信托行业已到了转型分化的十字路口。 　　站在“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信托行业将如何发展？转型将走向何方？如何在大资管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展望2021年，本报金融研究院认为，监管仍将持续趋严，信托行业转型必然会有所加速，行业风险总规模可能会小幅上升，但风险整体可控。 　　此外，信托公司的分化也将进一步加剧，监管机构将通过各项措施引导信托公司回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定位，主动管理能力将被视为核心竞争力。在通道和融资类业务不断压缩之下，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成为各家信托公司的首要任务。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信托公司而言，在加强治理和法人监管方向上，会以严格规范为标准，来提升信托公司现代治理体系，从而适应转型趋势。 　　严监管推动转型加速 　　2020年堪称信托严监管年。 　　据公开信息可知，2月，《信托公司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对信托行业股东管理提出新的要求；3月，监管要求全行业压降1万亿元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融资类信托业务；5月，《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资金信托新规”)初步确立了资金信托的私募性质定位及资金投向限制等要求；7月，虽然受疫情影响，监管部门决定将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至2021年底，但也明确指出不涉及资管新规相关监管标准的变动和调整；8月，房地产行业“三道红线”政策对房地产信托项目影响较大；11月，信托行业进行新一轮房地产信托业务专项排查。 　　此外，伴随着一系列监管政策出台，2020年全年，有共计11家信托公司受罚，处罚金额总计超1800万元。 　　这一系列举措均反映出监管部门对信托行业不动摇的严监管趋势，也反映出监管对信托行业创新转型、回归本源的迫切希望。 　　在2020年中国信托业年会上，中国银保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黄洪表示，信托业要树立赚“辛苦钱”的理念，埋头实干，通过提供高质量服务获取相应报酬，靠创造价值来获取利润，不要总打着利用全能性金融牌照的优势，靠投机赚钱。 　　他更强调，信托业要杜绝与监管博弈的心态，不通过变通或绕开监管规定开展信托业务，更不能以此寻求相对于其他信托公司的不正当竞争优势，破坏市场秩序。今后严监管、强监管态势将进一步巩固，监管问责也将更加严格，不遵规守纪注定没有出路。 　　在此情况下，本报金融研究院认为，2021年信托行业的监管环境大概率会延续从“严”格局。与此同时，严监管态势不断加码之下，信托公司转型升级成为行业大趋势。 　　主动管理能力仍是核心竞争力 　　大资管时代下，主动管理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信托产品的竞争力。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从资金来源看，单一资金信托规模为6.92万亿元，较上年末减少1.09万亿元，占比33.18%，较上年末下降3.92个百分点；集合资金信托规模为10.31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3873.18亿元，占比49.42%，较上年末提高3.49个百分点。 　　集合资金信托规模占比的提升，体现出信托行业主动管理能力在增强，表明信托行业在“去通道”、提高主动管理能力的转型之路上走得愈发坚定。 　　从信托功能看，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事务管理类信托余额为9.23万亿元，占比44.26%，较上年末降低5.04个百分点。数据表明被动管理类业务规模占比不断下降，从侧面反映出主动管理类资产规模在提高、管理能力在增强。 　　信托公司未来将是能力之争，而且压缩通道业务、强化主动管理能力，也是近年来监管层在信托监管中的重要导向。 　　家族信托或为新利润增长点 　　2020年信托行业的非标转标加速进行，下半年行业的标品信托业务、资产证券化以及家族信托等创新业务加速发展，这既是行业监管趋严迫使行业转型的结果，也是信托行业回归本源业务的必然。 　　近年来，随着国内高净值客户的快速增长，财富传承需求日益迫切，创设家族信托成为一种越来越受到关注的财富传承方式。 　　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内68家信托公司中，2013年仅有6家信托公司开展家族信托业务，2019年参与公司数量超35家，而到2020年底，参与的公司数量估计增至50家。 　　2020年，在信托公司的热情参与下，家族信托“蛋糕”越做越大，业务规模屡创新高。 　　中信登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国内家族信托资产规模突破1000亿元大关；截至2020年二季度末，这一数据则达到1863亿元。 　　本报金融研究院分析认为，随着中国高净值客户可投资金融资产总额快速稳步增长，投资需求日益多元化，中国高端财富管理市场日趋成熟，预计到2021年底，中国家族信托意向人群可转入家族信托资产规模将突破万亿元大关。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内信托公司开展家族信托业务更多选择外部合作，主要是私人银行的模式。 　　简言之，信托公司是依靠私人银行的客户基础、资产配置能力与服务体系切入家族信托市场，主要充当事务管理的角色，收取固定管理费。 　　对信托公司而言，将风险隔离、事务管理等信托牌照功能发挥到极致，配上值得信任的品牌形象和专业服务团队，是与其他财富管理机构形成错位竞争的最有效手段。 　　产品预期收益率面临下行压力 　　在市场整体利率水平下行的大背景下，自2019年以来，集合信托产品收益率呈现下行趋势，并在2020年10月正式步入“六时代”。 　　而受年末因素影响，随后集合信托平均预期收益率迎来小幅回升。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集合信托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6.73%，环比增加0.09个百分点。 　　不过，在短暂“翘尾”行情过后，随着行业“冲规模”告一段落，2021年以来，集合信托产品平均收益也出现下调。 　　本报金融研究院分析认为，2021年受标品信托增加、房地产信托压降等因素影响，集合信托收益仍将面临下行压力。 　　在业务领域上，2021年，信托公司会继续强化业务创新，在结构牛市等预期的影响下，信托公司更多会选择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证券投资信托(如FOF/MOM)、基金业务、财富管理、家族信托等产品，布局资本市场投资机遇，以满足监管导向和投资者需求。 　　同时，养老信托、绿色信托、REITs、遗嘱信托等领域亦将有新的突破。 　　信托行业风险整体可控 　　在去通道、治乱象、防风险的大背景下，个别信托公司前期积累的风险爆发，经营状况持续恶化，信托行业的风险加速暴露。 　　仅2020年全年，安信信托、四川信托、华信信托、新时代信托、新华信托等多家公司接连被采取重大监管措施。 　　2020年11月，央行发布的《2020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显示，信托业风险暴露加快，存在外溢可能。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信托行业风险资产规模为6431.03亿元，信托风险项目规模已超6000亿。 　　从风险项目类别看，主要分为集合风险项目和单一风险项目，其中集合风险项目规模较大，2019年达到3451.8亿元，同比增长152%，占全部风险项目规模的60%。单一风险项目规模达2263.09亿元，同比增长179%，增速高于集合风险项目。 　　本报金融研究院分析认为，尽管部分信托公司业绩风险出现增长较快的现象，总规模可能会小幅上升，但随着风险的充分暴露，行业整体风险也将逐步走向收敛状态，风险整体可控。 　　行业重启增资扩股“模式” 　　为应对持续外溢的风险和行业自身转型的需要，信托业重启增资扩股“模式”。 　　根据公开显示，2011年至2013年间，超过30家信托公司进行增资；2014年，全行业共19家信托公司增资；2015年共有9家信托公司增资；自2016年以来截至2017年3月1日，68家信托公司中已有27家增加了注册资本。2018年有14家信托公司增资247.15亿元；2019年有7家信托公司增资合计163亿元。 　　2020年内，共有9家信托公司增资获批，增资总额超28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银保监会2020年5月发布的《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资金信托新规征求意见稿”)以及将出台的《信托公司资本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资本管理办法”)等，都对信托公司的资本规模提出了要求，推动信托公司增强资本实力。 　　多家信托公司增资扩股，其背后蕴含着多层意义。 　　本报金融研究院分析认为，从行业层面来看，超过半数信托公司增资，彰显出行业信心；从信托机构层面来看，增资可提升信托机构风险抵御能力，增强资产偿付能力，更好地满足监管机构在注册资本、净资本等方面的审慎监管指标和风险控制的要求。 　　未来，从业务层面来看，增资有利于其拓展业务发展空间，对现有业务加强巩固，促新业务转型创新。引导信托公司回归本源、高质量发展。（文章来源：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