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全球经济正在进入恢复期，但总需要远未达到疫情暴发前水平。那为什么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工业原材料价格会超过疫情暴发前水平？基本有两大诱因：供给因素+货币因素。但要意识到：不管是供给还是货币因素，在没有真实需求、没有经济热度的前提下，制造业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只会进一步压制需求，其结果绝非简单地引发“通胀”，还有可能将经济拖入“滞胀”泥沼——物价飞涨+经济衰退。 　　如果华尔街利用美元霸权(国际资源品交易计价结算权、国际贸易主要结算货币的地位)恶炒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会压缩中国制造业生存空间。 　　如果此时无奈接受美元霸权实际存在的现实，而货币政策又拒绝“物价—工资的循环上涨”，抑制制造业前端成本向后端商品价格的传导，那可能不只会发生“滞胀”，甚至可能掉入经济学家费雪针对1929年经济大萧条所描述的“债务通缩”陷阱。 　　在当前的中美经贸关系背景下，再考虑到目前国内的债务风险情况，中国必须十分警觉，看清其背后是否隐藏着一场没有硝烟的博弈。如果货币政策被华尔街恶炒大宗商品价格带上紧缩节奏，导致“债务暴雷+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那将是严重的危机。 　　所以，必须大声疾呼：要充分意识到“乌云正在压顶”，必须全力避免中国经济落入“债务通缩”式恶性循环的陷阱。 　　从《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珠三角实地了解的情况看，在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企业正在面对“双通缩”折磨。一方面，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导致银行贷款额度远不及去年宽松；另一方面，企业购买原材料所需贷款，必然因价格上升而增加。实际上，原材料价格上升导致企业购买原材料所需贷款上升，但银行今年信贷计划并未考虑这个贷款增量，这对企业而言，实际就是第一重货币紧缩，是因原材料涨价自然构成的相对货币紧缩效应；如果此时为控制通胀预期，进一步收紧货币，那对制造业而言，则是第二重紧缩效应。 　　在美元霸权短期内无法破除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国内原材料价格可能无法摆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影响，这也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鉴于华尔街不可能因为中国紧缩货币而停止恶炒，中国采用紧缩货币政策去“对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意义不大。既然如此，中国经济政策可能更适合采用“扛”的方法加以应对。 　　什么是“杠”的方法？单就货币政策而言，以5到10年期的、跨周期的长期基础货币1比1置换一年期以下的短期基础货币，从而在“不搞大水漫灌”的前提下实现货币宽松。第一，以降低银行存贷款期限错配风险的方式，加大银行信贷投放能力，满足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因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增加的贷款需求，以此保住中国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第二，财政适度提高低收入人群保障标准，以此引导企业提高员工工资，在减低物价上涨对人民生活构成影响的前提下，确保消费市场具有足够的购买力，从而允许制造业企业将前端成本向后端商品传导，这同样是保住企业活力的必要手段。第三，国内消费品价格上涨，势必通过出口渠道向进口国传导，并转而影响美国等进口国的货币政策，迫使其货币当局成为抑制华尔街恶炒的力量；第四，国内货币宽松势必压低人民币汇率，以此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中国商品上涨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力减弱；第五，如果未来国际大宗商品下降，中国制造业企业利润也会相应增加，已经上升的工资成本将不再是问题，而人民生活水平也会因为物价下降而提高；第六，把上述动作通过权威舆论，大篇幅不断地向社会公众解释，控制公众对涨价的预期。 　　总之，备好武器，顺势而为。对中国而言，不能简单依据所谓“三元悖论”，只考虑资本项目开放条件下，资本跨境流动会给货币政策造成影响，而更应当看到，经常项目开放的条件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对货币政策所产生的冲击。（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