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感神药”背后的百亿家族企业：过度依赖单一品种的东阳光药存隐忧
华夏时报（）记者 于娜 北京报道
甲流来势汹汹，在防治药物磷酸奥司他韦突然 “抢手”并一度断货的同时，背后的国内最大生产商东阳光药再次浮出水面。
东阳光药于2006年获得罗氏制药的专利授权许可，之后几乎垄断了国内市场上奥司他韦仿制药的销售，曾创下年销60亿元的纪录。
因新冠疫情期间的民众防护意识增强，导致流感发病率下降，包括东阳光药在内的多家企业奥司他韦销量大幅萎缩，东阳光药2021年也迎来历史首亏。
受这波甲流病例增加影响，国内的奥司他韦市场再次复苏，迎来销售高潮。对于此次甲流的持续时间，有三甲医院呼吸医学科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很难进行预测和判断，因为流感整体的流行规律已经被打乱。
青创伯乐创始合伙人余柏文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作为国产奥司他韦领域内的龙头企业，东阳光药肯定是最大受益者，可以参照新冠早期的受益者以岭药业。
“流感神药”成就百亿家族企业
20多年前，以传统机电加工制造为主营业务的东阳光集团突然入主宜昌长江药业有限公司，引发医药圈关注，谁也没想到，浙商张中能“押宝”在一粒小小的流感药奥司他韦身上，并由此打造了百亿家族企业。
磷酸奥司他韦是一种神经氨酸酶抑制剂，通过抑制病毒从被感染细胞中释放而减少病毒播散，起到预防流感和缓解流感症状的作用。临床上用于成人和2周龄及2周龄以上儿童的甲型和乙型流感治疗、成人和1岁及1岁以上儿童的甲型和乙型流感的预防。
奥司他韦的原研并非东阳光药而是罗氏制药。在2005年禽流感疫情席卷全球时，罗氏原研的奥司他韦“达菲”一战成名。为了满足全球的救治需求，罗氏同意对外开放部分仿制药的生产授权，曾为罗氏提供奥司他韦原料药的东阳光集团和上海医药成为国内的两家被授权企业。
东阳光药国产化的奥司他韦商用名定为“可威”，并且截至目前只有东阳光药获得奥司他韦颗粒剂型的生产批文，规格分别为15mg和25mg，在2008年获批上市。
2016—2019年，流感病毒肆虐，国内流感人数增加，东阳光药奥司他韦迅速占领国内市场，业绩呈爆发式增长。
2019年，东阳光药的总体营收为62.24亿元，其中磷酸奥司他韦颗粒销售额约43亿元，磷酸奥司他韦胶囊销售额超16亿元。仅奥司他韦品类就为东阳光药贡献了近60亿元的销售额，成就了东阳光药的业绩巅峰。
在成本、价格等优势下，东阳光药的奥司他韦“可威”后来居上，市场销售超过了罗氏的“达菲”，一度占据国内90%的市场份额。
据相关数据统计，2016年，东阳光药奥司他韦在中国公立医疗机构销售额为66，722万元，市场份额占85.54%；到2021年，销售额为90，449万元，市场份额高达95.88%。而2021年，原研罗氏仅为3695万元，市场份额占3.92%。
依靠奥司他韦迅速崛起的东阳光药于2015年完成港股上市，并占据了国内流感药物市场的“霸主”地位。此后，善于资本运作的张中能将阳光药作为优质资产装入母公司，帮助东阳光于2018年完成A股上市。
至此张中能家族已手握两家上市公司，自然成为各大富豪榜的座上宾，以百亿身家多次跻身胡润百富榜。
可惜世事难料，2020年11月6日，东阳光实际控制人、创始人张中能因病逝世的噩耗传出。数日后，东阳光发布权益变动公告称，原实际控制人之一张中能逝世后将由其子张寓帅继承其权益。张寓帅与其母郭梅兰共同成为东阳光药的实际控制人，并继续控制母公司深圳东阳光实业及公司。
过度依赖单一品种存隐忧
“成也可威，败也可威”，这是行业内人士对东阳光药发展轨迹的点评。
虽然东阳光药在国内生产、推广及销售共40款医药产品，但上市8年以来，营收过度依赖核心产品可威，这也带来了东阳光药业绩大起大落的风险。
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民众防护意识提升，流感传播减少、医院人流量明显下降，奥司他韦的市场规模萎缩。中康科技CMH数据显示，2020年，奥司他韦品类在零售市场和等级医院的销售额分别同比2019年下降71.8%和55%
东阳光药核心产品可威销量在2020年也出现明显下降，销售额断崖式下滑至20.68亿元，东阳光药整体营收也跌至2019年的三分之一。2021年，可威的销售额再受打击，仅有5.55亿元，东阳光药2021年也迎来历史首亏，营收同比下滑61.08%至9.41亿元，亏损5.88亿元，
除新冠疫情影响因素外，国内奥司他韦赛道已日渐拥挤。除了已经获批上市并开始销售奥司他韦的药企外，其他药企也在抓紧布局生产准备上市销售。
据国家药监局官网，奥司他韦在国内有30个批准文号，包括胶囊、干混悬剂、颗粒等剂型，除东阳光药外，还有双鹭药业、一品红及石药集团等多家制药企业。
就在本月，还刚刚有奥司他韦产品获批。国家药监局于3日宣布齐鲁制药的磷酸奥司他韦干混悬剂获批上市，至此，国内共有6家国产药企及1家进口药企拥有该药物干混悬剂品种的批文。
一批流感创新药也正在路上。据药融云数据，目前国内在研的流感新药还有珍宝岛药业/广州市恒诺康医药的注射用HNC042、青峰医药/银杏树的GP681、太景医药研发（北京）有限公司核酸内切酶抑制剂TG-1000、征祥医药的抗流感新药ZX-7101A、安帝康生物的ADC189以及中国药科大学抗病毒1类新药黄芩素（天然药物衍生）等。
随着往日辉煌远去，母公司东阳光看不到优势资产的优势，于2021年11月宣布将药业从A股上市公司剥离，东阳光药不再纳入上市公司东阳光的合并范围。
不过，交易对方广东东阳光系东阳光药的子公司，东阳光这场内部关联交易还是对医药业务留了“后手”。对此，上交所向东阳光下发了《问询函》，要求其对短期内“置入置出医药板块”做出解释。
不可否认，东阳光药也在积极摆脱对单一产品的依赖，在抗病毒、内分泌和代谢疾病领域，有多款产品提交上市申请，在研产品布局走向多样化。
但是研发的路向来难走。2020年7月，广东东阳光拿下明星降糖药利格列汀片的首仿，后来由于原研方起了专利侵权诉讼，广东东阳光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判定构成侵权，并要求其停止生产销售行为。截至目前，上海、广东、浙江、陕西、安徽等地药械集中采购部门陆续发布通知，暂停东阳光药业利格列汀片挂网采购资格。
余柏文认为，国内依靠单一产品的药企中经营稳健的也不少，不过，从长期可持续发展来说，企业有必要研发创新多元化的产品，否则万一疫苗迭代成功导致甲流走向消失（就像天花等历史病种），企业就将面临万劫不复的风险。
对于奥司他韦的产能情况以及对公司业绩预期影响等问题，《华夏时报》记者联系采访东阳光药投资者关系部门，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
编辑：颜源 主编：陈岩鹏
千亿公募更换掌门人！十年前就结缘…银行系公募中加基金迎来新董事长。
根据3月11日中加基金公告，因工作安排，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夏英离任，夏远洋出任新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夏远洋就任后，将成为中加基金历史上的第三位董事长。三位董事长均出自于大股东北京银行(601169)。此外，中加基金其他高管，如现任首席信息官陈昕和督察长刘凌等人，均曾在北京银行工作过。
包括中加基金在内，2023年以来共有39家基金公司发生高管变更，涉及64名高管，其中包括15名董事长、13名总经理、35名副总经理，其中以中小基金公司居多。
曾参与筹备中加基金并担任首任督察长
公开信息显示，中加基金成立于2013年3月，是第三批银行系试点基金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4.65亿元。中加基金目前有6名股东。其中北京银行为第一大股东，持有44%股份，外资股东加拿大丰业银行持有28%股份，其余4家股东分别为北京乾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2%）、中地种业（集团）有限公司（6%）、中国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5%）、绍兴越华开发经营有限公司（5%）。
根据Wind数据，截至目前中加基金非货规模为1125.05亿元，全市场中排名34位，其中有1059.86亿元为债券型基金。根据北京银行2022年半年报，截至报告期末中加基金合并报表总资产21.46亿元，净利润1.18亿元。
作为银行系公募，中加基金近两任董事长均出自北京银行。比如本次离任的董事长夏英，早于1996就年加入北京银行，历任北京银行办公室副主任，航天支行行长，阜裕管辖行行长，资金交易部副总经理等职务；于2013年5月加入中加基金，历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而本次履新的董事长夏远洋，于2002年7月加入北京银行，从事银行公司治理相关工作；2007年10月起历任朝外支行行长助理，总行资产托管部副总经理，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资金交易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分行纪委书记等职务。其中，夏远洋于2012年12月至2014年3月参与筹备中加基金并担任公司首任督察长。
夏远洋就任后，将成为中加基金历史上的第三位董事长。中加基金的首位董事长是金融圈元老、北京银行首位行长闫冰竹。闫冰竹1996年参与组建北京银行并出任首任行长，2002年至2017年担任北京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2013年3月起兼任中加基金董事长。
北京银行高管队伍回归“一正四副”
根据北京银行官网，该行成立于1996年，目前已在A股上市，在内地十余个中心城市以及香港、荷兰拥有640多家分支机构。截至2022年9月末，北京银行资产总额达到3.18万亿元，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193.61亿元。成本收入比23.69%，不良贷款率1.59%，拨备覆盖率为200.25%，资本充足率14.62%，各项经营指标均达到国际银行业先进水平。品牌价值达769亿元，一级资本排名全球千家大银行50位，连续九年跻身全球银行业百强。
中加基金本次董事长变更背后，是北京银行开年以来系列人事变动。根据北京银行3月7日发布的董事会决议公告，董事会同意聘任戴炜和韩旭为北京银行副行长，任职资格尚需取得监管机构核准。这意味着，北京银行的高管队伍将正式回归“一正四副”格局。
在此次调任中加基金董事长之前，夏远洋是北京银行深圳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除夏远洋外，目前中加基金其他多位高管人员均有过北京银行工作经历。比如首席信息官陈昕，曾于1998年至2013年任职于北京银行信息技术部，2013年5月加入中加基金，历任运营保障部总监助理、副总监、总监，2019年6月28日起任公司首席信息官。此外，督察长刘凌也曾在北京银行工作，2013年加入中加基金，先后在办公室、特定资产管理部和专户子公司北银丰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工作，2020年10月16日起任督察长。
北京银行除了握有中加基金这张公募牌照外，还于3月10日与鹏华基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投教基地。会上“北京银行鹏华基金基本面投资教育基地”揭牌，该基地将加强组织建设与知识普及，帮助投资者增强投资认知，持续开展专项养老投教、责任投资、基本面投资等领域深度投教活动。
年内已有64位公募高管变更
包括中加基金在内，根据Wind数据，2023年以来共有39家基金公司发生高管变更，涉及64名高管，其中包括15名董事长、13名总经理、35名副总经理，其中以中小基金公司居多。
比如3月2日新华基金发布高管变更公告，新华基金总经理于春玲自2023年2月28日起代任董事长一职，原董事长翟晨曦因个人原因离任。此外，新华基金发布另一则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显示，原副总经理刘征宇因个人原因也于2月28日离任。同样是在3月2日，易米基金发布董事长变更公告，官宣梁旭自2023年2月28日起新任公司董事长一职，原董事长郭之英改任公司副董事长。
另外，今年以来还有先锋基金原董事长张松孝离任，原总经理Wong Leah Kuen升任董事长，龙涌任总经理；上投摩根基金原董事长陈兵、建信基金原董事长刘军先后卸任。国寿安保基金总经理更迭，原总经理左季庆离任，鄂华新任总经理。
某公募市场相关人士表示，公募基金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机构，高管人才的变动是正常的现象。不仅公募高管，公募基金经理也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尤其是在大资管行业发展背景下，公募核心高管团队和投研人才受到了各类机构的追逐，各家机构也推出更为积极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都为行业人才提供了施展才华和能力的广阔空间。
宏川智慧：接受万家基金等机构调研宏川智慧(SZ 002930，收盘价：21.38元)发布公告称，2023年3月10日上午，宏川智慧接受万家基金等机构调研，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明怡、子公司南京龙翔副总经理徐冬东、子公司南京龙翔商务部经理陈鹏、公司投资者关系主任胡涛参与接待，并回答了调研机构提出的问题。
2022年1至6月份，宏川智慧的营业收入构成为：仓储及中转综合服务占比95.32%，智慧客服服务占比1.1%，物流链管理服务占比0.46%，洗舱及污水处理服务占比0.43%，危化车辆公路港服务占比0.17%。
截至发稿，宏川智慧市值为97亿元。
明辉国际（03828）发布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个月中期业绩，收入约8.91亿港元，同比增长49%；公司拥有人应占溢利约2810万港元，而去年同期取得公司拥有人应占亏损约4690万港元；每股盈利3.9港仙；拟派中期息每股1港仙。据悉，集团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个月的毛利同比增加75.9%至约1.98亿港元。因集团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加强成本控制及加大高利润率产品的销售），毛利率较去年同期的18.9%上升3.4个百分点至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