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靠运气的巴菲特
来源：证券时报
[念念有余]
巴菲特不靠运气，不靠侥幸，他讲究必然性，所以他设置了很多指标，讲究护城河。
余胜良
一时间的成功者很常见，总是能成功的人却很罕见。追随后者的脚步，总结他们成功的规律，可以让投资者少走弯路。
巴菲特就是经受时间考验的投资大师，在美国还有一些投资者享有盛名，但数巴菲特最成功。有人说巴菲特能有这么好的业绩是因为他幸好出生在美国。听起来很有道理，如果这位投资者是在南美洲、俄罗斯、日本、中国台湾股市搏杀，很难有像样的表现。很多市场指数的高点出现在很多年前，即使是遵循巴菲特的指导，投资指数基金，业绩也难以有好的表现。
巴菲特只能出现在美国，是因为美国资本市场是全球龙头，美国也有足够多足够优秀的标的供投资者选择，美国还有足够稳定的经济环境。
巴菲特投资80多年，相当于美国历史的三分之一，这么长时间投资标的经历了自然兴衰，却很少被历史动荡割断。
但是美国也只有一个巴菲特，说明他足够优秀。有不少投资者一时光鲜，取得超过巴菲特的业绩，但是并不持久。投资压力巨大，巴菲特历经考验，除了业绩，还保持了良好的体魄和健康向上的精气神儿。
巴菲特在中国投资了两个股票，中国石油和比亚迪，都取得很大成功。在中国石油上他持股较短，走在股价高点，持有比亚迪持股周期有10多年才开始套现，充分体现了陪企业成长的理念。如果投资者跟随巴菲特押注比亚迪，就也能取得超越市场的收益。
2008年《钢铁侠》上映之时，马斯克就成名已久，他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除了特斯拉还有不少公司没有上市。马斯克是经受时间考验的企业家，他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快刀斩乱麻破除条条框框，带领企业在创新之路上一路狂奔。
像这种连续取得成功的企业家，大概率是值得信赖的，有不少投资者就是信赖马斯克而投资了特斯拉，取得了巨大收益。
但即便是对马斯克这样的高手，巴菲特的忠实信徒段永平依然不放心，他认为特斯拉过度依赖马斯克，马斯克的表现并不稳定，如果马斯克哪一天出了昏招，公司就会横遭叵测。我接触一个美股投资者，他很青睐一家公司，创始人和马斯克曾经一同创业，也是连续创业成功者，密切跟踪创始人的言行，就是因为创始人的做法太随性，让他无法下定决心。
优秀投资者对投资标的非常挑剔，是因为总是有很多意外事件。押中某个股票或大盘某个阶段的走势，有可能取得丰厚收益，但下一次如果押不中，以前赚的钱就会亏进去。放长眼光看，侥幸取得的业绩都会还给市场。
巴菲特不靠运气，不靠侥幸，他讲究必然性，所以他设置了很多指标，讲究护城河。投资就跟企业经营一样，只有一部分企业家能成为常青树，他们能领导企业克服各种困难，未雨绸缪从不放太大杠杆，也因为他们有经营能力，能把握企业方向，操作企业这艘大船游刃有余尽心尽责。
大部分企业不会有太出色的业绩，有一些突然有了业绩，不过是站在了风口上，如果押注到这些企业身上，取得良好投资收益的难度一定很大。
大家水平都差不多，赚钱有偶然性，所以很多经营者就讲究风水、运气，做生意的人大多都信命运，运气好的时候希望上天继续加持，运气不好的时候希望改运。
2015年股灾后，有一部分股票下跌后很快反弹起来，很快走出新高，这部分投资者就享受了比较好的收益。这些企业就不靠运气加持，成功走出了自己的节奏。
国内市值表现良好的上市公司，无不是具有非常强烈的进取精神，从不将希望寄托在运气之上。
巴菲特选股严格，只有很少股票入选他的股票池。巴菲特连好朋友的公司微软都没买过，对亚马逊、特斯拉等也完美错过，就是因为他需要彻底看懂才会下手，这也让他成为活的传奇。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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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会议透露信息：正在谋划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2月27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经验成果交流会，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翁杰明在会上透露，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要部署，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在紧锣密鼓研究谋划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
“各单位要做到改革机构不撤、工作不断、力度不减，薄弱滞后环节要加强。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方案印发后，要及时认真学习并对照完善，缩短制订实施方案和工作台账的周期，尽快启动新一轮国企改革。”翁杰明说。
本次成果交流会主要任务是贯彻全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总结电视电话会议有关部署，落实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有关要求，交流三年行动经验成果，对抓好近期国企改革重点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翁杰明首先肯定了三年行动取得的明显成效。从理论层面看，三年行动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集中应用，极大地丰富了新时代国企改革理论和国有经济理论，中国特色国企改革之路越走越宽广、理论自信越走越坚定。
从制度层面看，三年行动期间，有关部门共制定出台140余份政策文件，为深化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各地区、各国有企业的政策、制度体系更加健全。三年行动的丰硕成果为推进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
从实践层面看，三年行动高质量实现“三个明显成效”目标，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独立市场主体地位，推动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深度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2021年全国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较2020年分别增长18.7%、26.3%，2022年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年化全员劳动生产率较三年行动之初增长32.5%。三年行动期间，中央企业共推动4组7家战略性重组，法人存量压减44%，全国省属国有企业116组347家实施重组，开展专业化整合2150次。
翁杰明表示，三年行动推动改革意识在广大干部职工中生根发芽，形成了改革强大的“势”，为新一轮深化国企改革提供了可贵的内生动力。
“尽管三年行动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我们要清醒看到，改革进展还不平衡，一些企业资产收益率不高，创新能力不足，国企改革仍有不少硬骨头要啃。”翁杰明表示。
翁杰明指出，要更加重视国有企业服务国家战略的核心功能作用发挥，着力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方面强化战略支撑。要聚焦提高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资产收益率，突出抓好完善机制、重组整合等方面的改革任务。要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推动党委(党组)前置研究讨论事项清单不断优化、更加精准，进一步落实董事会职权，继续深化董事会建设，加快提高外部董事素质和履职能力，更高质量实施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确保刚性兑现，推进管理人员竞争上岗、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更广覆盖、更深落实，以市场化方式推进专业化整合重组、“压减”、亏损企业治理、突出主责主业等，推动企业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这些工作，不进则退，是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必须以鲜明态度抓紧抓牢、持续推进。
“目前不少地方和中央企业主动加压，已经着手研究本单位新一轮国企改革行动，值得肯定。”翁杰明表示，各单位要根据新形势新变化，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为重点，在巩固深化三年行动已有成果基础上，密切结合自身实际，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研究提出本地区、本企业实施新一轮国企改革行动的思路和举措，下好“先手棋”。
证券时报刊文：高储蓄率是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月4日，在“2023(首届)长白山高峰论坛”上，中房集团原董事长、汇力基金董事长孟晓苏以“房地产发展与金融创新”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对于自己此前曾说的“去年中国老百姓新增存款15万亿，拿出1/3买房装修，中国经济就能恢复”，此次论坛上，孟晓苏也进行了回应，他表示，解决恢复和扩大消费、解决支持住房改善，就是需要有钱的老百姓拿出钱来。
事情缘于1月8日第三届南方财富峰会上，孟晓苏提出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2022年中国老百姓存款增加了15万亿，如果拿出三分之一的存款，恢复对房子的购买、装修和其他的购买，中国经济就能恢复。孟晓苏此言一出，便迅速红遍网络，义愤填膺者有之，调侃自嘲者亦不乏其人。对于孟的此番言论，大加抨击的不独普通网民，不少专家学者也予以了反驳。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教授，就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总想把居民的储蓄转换到消费市场上，这思路总体上是有偏差的。
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经济学家、日本经济腾飞之父都留重人(Shigeto Tsuru)教授就曾指出，当产业出现了典型的结构性变化——平均每个劳动力需要更多的资本装备时，如果没有足以促进这种结构变化的投资，这种变化是不可能实现的。他根据增长率的一个公式，即增长率为储蓄率与资本系数之比(G=α/β)，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要想维持特别高的增长率，就必须有较高的储蓄率。
而都留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又缘于经济学里的一个著名恒等式：储蓄等于投资。此等式最初由凯恩斯于他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里提出，之后便在学界流行，到今天已成为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基石。凯恩斯在提出这个恒等式之前，对它的宏观经济基本概念做出了定义。主要是：
——总收入。就是全社会一定时期的收入总和，它等于“企业家的收入”加上“其他人的收入”。“企业家的收入是他的在本期中被卖掉的制成品的卖价超过他的直接成本的部分”；“A代表该时期的全部销售量”，直接成本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生产A而消耗掉“使用者成本”，也就是消耗掉的生产资料、设备等资本价值，用U表示；另一部分是“社会上其他人的收入等于要素成本”，用F表示。所谓要素成本也就是企业家付出的地租、工资、贷款利息等，它们是土地所有者、工人和银行家的收入；显然，总收入=企业家收入+其他人的收入=(A-U-F)+F=(A-U)，所以，凯恩斯说“总收入等于A-U”。
——储蓄。“储蓄的意思是收入超过消费支出的部分”。
——消费。“对整个社会而言，一个时期的总消费(C)等于∑(A-A1)(式中∑A是一个时期的总销售量，而∑A1则为企业家之间的购买量”。所谓企业家相互之间的购买量A1，指的是生产者之间相互购买生产资料的量。如果企业家购买的是消费品，他就不是作为企业家，而是作为消费者。而总销售量由消费品和投资品(生产资料)构成，这样，A-A1就是消费品的量或消费量。
——投资。“总投资(I)则为∑(A1-U)”。既然A1是企业家投入资本买回的生产资料，而U是消耗掉的生产资料，那么在A1-U0的情况下，所谓总投资(I)，就只能理解为追加的投资。
在凯恩斯看来，这些概念“都符合于常识，也符合于大多数经济学者的传统用法”，所以，“只要我们同意：收入等于现期产量的价值，现期投资等于没有被用之于消费的现期产量，而储蓄又等于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那么，“储蓄和投资的相等是必然的结果。简言之：收入=产量的价值=消费+投资；储蓄=收入-消费；因此，储蓄=投资”。
而在论述中我们“一律省略掉∑”，直接用凯恩斯定义的字母表述总量概念，也一样得出“储蓄=投资”这个恒等式：因为，收入=A-U； 消费=A-A1；按照定义，储蓄=收入-消费=(A-U)-(A-A1)=A1-U；按照定义：投资=A1-U，所以，储蓄=投资。
对于凯恩斯的很多观点，我们确实不能苟同，譬如他过分注重经济的短期行为，而忽略国家的长期战略目标。这与他的哲学观密不可分，他曾说过一句直观、生动的名言：“长远是对当前事务错误的指导。从长远看，我们都已经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正是这种哲学观，导致西方世界政府的行为，往往倾向于只顾眼下，“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我们也有理由，对他推崇的干预主义予以抨击。但在储蓄=投资这一恒等式上，我们仍然不得不由衷地认为他是对的。
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就1960-198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之所以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都留重人教授在一篇论文里，将其归因为，当时日本的国内总储蓄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要明显地高于其他工业国家。具体数值为：1964-1968年间日本的储蓄额与国民生产总值比为36.2%。而同期的美国只有15.7%、英国为18.8%、西德为26.7%、法国为25.7%。到1969-1973年间时，该数值分别为：日本39.5%、美国14.8%、英国19.2%、西德27.4%、法国27.0%。
中国亦然。中欧商学院的朱天教授就认为，中国40年平均39.2%的全球最高投资水平，得益的正是那41.4%的高储蓄率。正是高储蓄，才使得中国可以实现高投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李剑阁也认为，国民高储蓄率是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摩根斯坦利的研究部也持有这一观点，中国目前的国民储蓄率接近50%，家庭储蓄率约为收入的30%，这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他们认为，这在一定程度解释了，中国的经济为何在过去可以高速增长。
正是基于此，我们认为，过度地老是打储蓄的算盘，这确实不是一个好主意。我们知道，一国经济有所谓的三驾马车说，即消费、投资和出口。首先是我国的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长期低迷。其次是近年来受制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出口情况不容乐观。而正如前所论，储蓄事关投资，耗掉储蓄，意味着今后的投资也将不足。
(作者系广州经济学者)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预计，本季度全球石油市场将陷入供应过剩，同时下调需求前景，上调非OPEC供应预估。根据OPEC的最新月度报告，其将第三季度原油产量预测下调124万桶/天，至2，827万桶/天。这比OPEC 13个成员国7月的产量低了约57万桶/天。OPEC位于维也纳的研究部门将本季度全球原油需求预期下调72万桶/天，同时上调非OPEC供应预期52万桶/天。预计本季度原油消费均值为9993万桶/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