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个账未来走向定调：待遇置换 渐进改革
今年2月，职工医保门诊共济改革因减少了划入个人账户资金引发了部分参保人的高度关注，医保个人账户下一步的改革方向也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
25日，针对部分群众对改革后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划入减少有疑问，对改革后看病就医便利性有顾虑等方面的问题，国家医疗保障局有关司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问。
国家医疗保障局有关司负责人表示，此次改革的核心，是用调整个人账户的划入方式，来“置换”普通门诊统筹报销。改革涉及利益调整，不少参保人划入个人账户的资金会有不同程度的减少。特别是考虑到我国各地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医保政策存在一定差异，国家医保局会一直坚持稳步推进，努力处理好改革前后的政策衔接，逐步实现改革目标。
一位参与门诊共济制度政策咨询的专家对第一财经表示，医保个人账户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存在的“先天缺陷”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医疗保障的形势，这是医保界的共识。在门诊共济改革政策讨论的时候，至少有一半专家建议直接取消个人账户，将全部资金用于建立门诊统筹，但考虑到社会的接受度，最终文件采取了当前这个过渡性的方案。
虽然以门诊统筹来替代不完美的个人账户是改革的大方向，但第一财经采访的专家们均认为，按照“改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相关政策要求，我国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不会取消。
医保个人账户难以满足“保健康”需要
我国职工医保制度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保障模式，1998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下称《决定》)标志着我国职工医保制度正式建立，实施了40多年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终结。
《决定》采取了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费的筹资机制，其中单位费率为工资总额的6%左右，职工缴费率一般为本人工资收入的2%，单位与个人缴费责任分担比例约为3:1。
具体而言，就是由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缴费。单位缴费的一部分和职工个人缴费的全部，划入个人账户，主要用于保障普通门诊和购药费用。单位缴费的另一部分形成统筹基金，主要用于保障参保职工住院费用。《决定》将单位缴费进入个人账户的比例最终确定为30%左右，在这个文件之前的几年，有试点文件还曾提出单位缴费部分划到个人账户不低于50%。
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铭来对第一财经表示，当年在基本医保制度设立个人账户是中国的独创，起因主要是当时在医保基金保障水平不太高的情况下，通过设立个人账户来制定自我约束的机制，但运行了20多年后，个人账户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公平性很弱，年轻人和身体好的，个人账户中存了大量结余，但身体不好或是有慢性病的老年人，个人账户的钱是不够的。
东南大学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晓认为，我国1998年建立的“统账结合”模式是医疗保险制度全面改革与创新的肇始，是医保制度历史必然和改革的现实最佳选择，符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国情和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具体需求。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医保制度完善和政策优化改进也面临挑战，提出了更高的改革要求。
关于我国为什么要启动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改革，国家医保局有关司负责人表示，随着20多年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个人账户风险自担、自我保障门诊费用的方式，已越来越难以满足保障群众健康的需要，具体表现在“三个不适应”，即不适应日益慢性病化的疾病谱，不适应医疗技术的飞速进步，不适应我国老龄化发展趋势。
数据显示，全国居民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超过85%，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70%以上。2001年到2021年，门诊服务量快速增长，全国医疗机构门急诊人次数从19.5亿次增至80.4亿次，增长了312%。个人账户有限的资金积累，难以适应参保人对门诊需求的大幅增长。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娄宇对第一财经表示，医保个人账户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希望参保人通过长期积累实现门诊费用的风险分担，即年轻时向个人账户多缴费、少消费，年老后不缴费，医保账户用于支付门诊费用。
“但这个初衷在实践中未能很好实现：参保人都是趋于短视的，个人账户中积累了大量资金，引发了较高的道德风险，不仅让监管工作压力倍增，而且也不符合医疗保险‘保大不保小’的原则，因此医保实践中对个人账户诟病较多，社会各界都在积极寻求账户的改革方案。”娄宇说。
唤起沉睡的1.2万亿元个账资金
国家医保局从2018年开始谋划改革工作，经过反复论证、深入研究后，形成了初步改革方案，并于2020年8月向社会广泛公开征求意见。2021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14号，下称《指导意见》)，改革正式启动。
张晓表示，门诊共济制度改革的目标明确要实现社会互助共济保障，发挥和提高基金的使用效率，提高真正需要医疗保障的参保职工待遇保障。
《2021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统筹基金(含生育保险)当期结存2542.77亿元，累计结存(含生育保险)17685.74亿元。2021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当期结存1713.61亿元，累计结存11753.98亿元。据此测算，个人账户积累的资金占到职工医保基金总量(统筹基金加个人账户)的40%。
张晓表示，自2012年以来的十年个人账户每年基金结余的平均增长率在15%左右，基金年平均结余在1006.33亿元左右，近2年的年节余更是在1500亿以上，真正需要门诊医疗保障的参保人群得不到更好的保障，而一些地区医保个人账户的基金还存在被不合规地滥用和误用，未能发挥医疗基金共济保障的应有作用。
国家医疗保障局有关司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表示，本次改革，是在不增加社会和个人额外负担的前提下，建立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报销机制，并通过调减单位缴费和统筹基金划入个人账户的比例，为普通门诊报销提供资金支持。
改革明确要求，资金平移后全部用于门诊统筹报销，以满足广大参保人特别是退休人员对报销普通门诊费用的需求，简单来说就是“待遇置换，资金平移”。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改革，将在以下三方面给参保人带来获益。一是“增”，让大部分地区实现普通门诊报销从无到有的转变。通俗来说，就是原来职工医保参保人看普通门诊不报销的地区，改革后可以报销；原来看普通门诊可以报销的地区，报销额度进一步提升。二是“优”，通过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一定程度缓解“住院难”问题。三是“拓”，将个人账户使用范围由参保人本人拓展到家庭成员。
国家医保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99%的统筹地区开展了普通门诊统筹。2022年，普通门诊统筹减轻职工就医负担1086亿元。2023年以来，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已实现普通门诊统筹结算4.41亿人次，日均结算超过780万人次，完成结算金额462.4亿元。通过“待遇置换、资金平移”，改革的效果逐步显现。
《指导意见》还特别提出要向患病群众和老年群体倾斜，各地设计报销政策时，针对退休人员要在“一低两高”方面有所安排，即报销“起付线”比在职职工更低、报销比例比在职职工更高、报销“封顶线”比在职职工更高。
这位负责人表示，目前，已开展改革的各统筹地区基本都明确了退休职工享受更高的报销待遇，以更好保障老年人健康权益。
逐步实现改革目标
张晓表示，《指导意见》提出了五项改革目标任务。一是增强门诊共济保障功能；二是改进个人账户计入办法；三是规范个人账户使用范围；四是加强监督管理；五是完善与门诊共济保障相适应的付费机制。
个人账户改革是此次门诊共济改革最受关注的话题。关于个人账户划入方式的调整，《指导意见》有明确设计。具体而言，主要有3个“不变”和2个“调整”。即个人账户结余的归属不变，在职职工个人缴费的比例、流向不变，退休人员不缴费的政策不变。退休人员仍然不需缴费，个人账户资金仍然由医保统筹基金划入；按照不同方法，分别调整在职职工、退休职工的个人账户划入方式。
上述负责人指出，个人账户划入方式调整后，个人账户的本金和利息，无论是改革前的历史结余，还是改革后新划入形成的结余，都仍然归个人所有，都仍然可以结转使用和继承。
“改革涉及利益调整，不少参保人划入个人账户的资金会有不同程度的减少。特别是考虑到我国各地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医保政策存在一定差异，国家医保局会一直坚持稳步推进，努力处理好改革前后的政策衔接，逐步实现改革目标。”他在答记者问中表示。
参与门诊共济制度政策咨询的专家对第一财经表示，目前这个过渡性的方案最终要向全部的全国统筹靠拢，但考虑到执行中的难度，这项改革仍需要慎重推进，未来一段时间医保个人账户还会保留。
按照此前公布的时间表，国家医保局要求2021年底各省市要出台本省市的具体实施方案；2022年底要全面建立职工医保门诊统筹制度；2023年门诊共济保障全部改革要到位，进入政策常态运行。
关于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国家医保局有关司负责人表示，国家医保局将继续指导各地医保部门持续落实改革部署，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群众就医需求，研究优化门诊报销比例、“起付线”和“封顶线”等政策，不断细化配套措施。
名创优品成功召开全球品牌战略升级发布会 致力打造IP设计特色生活好物2月24日，名创优品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名创·点亮全球”全球品牌战略升级发布会，官宣全新的品牌定位和品牌超级符号、全球化发展战略、“三好”产品策略等。
名创优品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叶国富、名创优品执行副总裁兼首席产品官窦娜、名创优品集团副总裁兼首席营销官刘晓彬等分别发布了企业的全球化发展愿景和定位、战略升级体系、“三好”产品创新和升级策略。
迈入新十年
创造伟大的消费品牌
在发布会上，叶国富发表主题演讲《创造伟大的企业》，他表示：“中国品牌正在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名创优品要升级成为一个超级品牌，实现从渠道品牌升级为产品品牌、由零售公司升级成内容公司、将顾客升级为用户的三个转变。”
创办十年，名创优品从全球百年零售老牌的长期垄断中突围，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新消费品牌。截至2022年12月31日，名创优品已进入全球五大洲105个国家和地区，全球门店数超5400家。
叶国富指出，“开心哲学”成就名创优品，能让消费者开心的品牌终将成为超级品牌。名创优品将坚定地推进全球化发展，通过产品创新点亮全球消费者的美好生活，成为“全球第一的美好生活好物提供者”。他强调，“下一个十年，名创优品要朝着成世界级科技型新消费企业迈进。”
以IP设计为特色
点亮全球美好生活
作为高度全球化的中国品牌，名创优品在发布会上正式焕新了全球品牌定位和品牌超级符号。
从品牌logo中提取出“Wink”作为全新的品牌超级符号，表达的是名创优品的“开心哲学”消费理念。“Wink”一直是名创优品品牌logo的一部分，代表着美好、治愈、快乐，此次提炼出这个极简符号，目的是加深消费者和品牌之间的互动，传递“美好生活”的理念。
通过构建全渠道零售生态和场景创新，消费体验也在升级。刘晓彬介绍，名创优品对门店形象、消费场景和服务等都进行了升级焕新，并推出高势能旗舰店，打造“兴趣消费”创新样本。
全新的品牌定位、超级符号和体验升级，标志着名创优品未来的全球化发展使命，是成为一个让消费者开心愉悦的产品品牌。刘晓彬表示，“拥抱兴趣消费，名创优品将以‘好看、好用、好玩’的生活好物持续拓展全球市场。服务全球消费者的美好生活，就是我们所倡导的‘开心哲学’”。
聚焦“三好”产品创新
发力香薰战略品类
发布会上名创优品正式宣布香薰作为第一战略品类。数据显示，名创优品香薰产品累计销量突破7000万瓶，位居全国之首。其中2019年至2021年，名创优品的香薰产品销售额复合增长达26.9%。
IP设计一直是名创优品的产品创新焦点。发布会上，名创优品宣布“全球产品创新中心”全新升级，名创优品未来将在中美日韩四国投入建设4个设计中心，向不同市场提供更专业的设计输出。在供应链方面，名创优品除了整合逾1100家中国优质供应链企业外，还首次纳入诸如WGSN、潘通等全球顶尖的潮流和消费趋势洞察机构，让名创优品在全球格局下的产品开发更具前瞻性，打造畅销全球的以IP设计为特色的生活好物。
携手国家主流媒体
助力中国文化创新
2023年是名创优品创立的十周年，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十周年。发布会上，名创优品正式宣布与新华社客户端联合发起“中国文化创新全球发展计划”，以产品创新推动中国文化的时尚表达、国际表达，同时依托新华社独有的传播势能，向全球消费者传递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生机活力，助力中国品牌讲好中国故事。
新思路、新战略、新发展。叶国富表示，产品创新让中国品牌开启腾飞模式，名创优品将朝着成为世界级科技型新消费企业的目标，坚守全球化发展战略，依托对供应链的高效整合能力，以及对全球年轻消费者兴趣消费需求的洞察，持续聚焦产品创新。名创优品将以更多的中国创造服务全球消费者，以更多的中国文化传递美好生活理念，成为伟大的消费品牌。
日本央行新行长与YCC的去向正如当初黑田东彦推出YYC是希望用长端利率带动短端利率走低，植田和男同样希望首先借助退出YCC影响长端利率，进而带动短端利率，同时在最后程序退出QE，也可以让市场的流动性保持稳定供给状态。
在经过了内阁提名、国会答辩与投票表决程序后，经济学家、东京大学教授植田和男将于4月初走马上任，接替任期届满的黑田东彦出任日本央行行长。由于日本执政联盟控制着参众两院的绝大多数席位，植田的即时履新也毫无悬念。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下称“二战”）后首位学者出身的日本央行掌门人，植田和男任上的主要职责恐怕就是要将日本货币政策导向正常化轨道，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YCC（Yield curve control，收益率曲线控制）的调整走向。
80多年的政策流变
YCC指央行在二级市场上以固定利率购买债券（主要是国债），以此将特定期限债券的收益率控制在设定的目标范围内。在这里，央行除充当债券交易人直接下场购买从而影响收益率水平外，更可以引导市场行为，即在投资人相信央行政策承诺的前提下，会自发地购买目标利率附近期限的债券，而此时，央行自身购债规模很小甚至没有购债，但依然可以看到收益率下降，仅结果而言，也算得上是四两拨千斤。
上世纪的经济大萧条期间，提出“流动性偏好”理论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致信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央行有权“在合理范围内选择长期利率”从而逆周期调节经济状况，并建议美联储将长端利率控制在当时的市场利率2.5%以下，但出于以固定利率购债会消耗超额准备金的担忧，美联储最终并未采纳凯恩斯的提议。不过，到了二战爆发后的第三年，美联储还是拿起了YCC。
二战期间美国财政部共发行近2200亿美元国债，美联储采购了其中的十分之一，基本的操盘节奏是，美联储以0.375%的利率无限量购入短期国债，以2.5%的利率购买长期国债，以此降低财政部的借款成本。但随着战争结束后战时价格管制的取消，通胀急剧上行，尤其朝鲜战争的爆发更令美国通胀加速恶化，美联储与财政部的目标管理发生冲突，最终双方在1951年达成协议，美联储不再设定国债收益率目标，而是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要政策目标，YCC正式退场。
与美国一样，为控制国债发行成本，英国政府在二战期间将长期利率上限由战时的3%降低至2.5%。为了维持利率上限，财政部停止了发行利率超过2.5%的长期国债，但投资者认为国债发行利率过低，因此英国央行成为了长期国债的净购买者。但问题是，没等战争结束，英国就提前遇到了和美国相似的通货膨胀上升压力，最终，英国财政部不得不放弃2.5%的长期利率目标。
新冠疫情流行期间，澳大利亚央行于2020年3月宣布将3年期国债收益率控制在0.1%的目标位置，目的是提振受新冠疫情大流行影响的房地产市场。不过，在YCC实施了一年后，由于疫苗的进展及经济回暖，多国收益率上行，澳央行开始感受到明显的压力，于是便宣布YCC将不再纳入后续2024年11月到期的3年期债券，代表澳联储正式放弃YCC。
不一样的日本YCC
上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随之而来的经济崩溃引致国内通货膨胀率持续下行，在采用了激进的降息（实施零利率）等常规货币政策手段但依然出现两年内通胀率年均下降近1%的尴尬情形下，2001年3月，日本央行率先采取量化宽松（QE）计划，加大了对日本国债和其他资产的购买力度，只是到了2012年后安倍再次出任首相，日本还是没有摆脱通货紧缩的煎熬。
作为“安倍经济学”三支箭（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黑田东彦出任日本央行行长后迅疾推出了量化与质化宽松政策（QQE），央行对国债的采购量从原有的40万亿日元增加到后来的80万亿日元，直至后来的无限量。然而，在评估了为期两年但效果仍不明显的QQE政策后，日本央行决定于2016年2月实施负利率，半年后又宣布实施YCC政策，等于就是在QQE原有“量”的框架基础上进一步推出了“价”的调控。
起初日本央行确定的YCC变动区间即“利率走廊”为-0.1%~0.1%之间，但其实仅关注的是利率走廊上限，即当10年国债收益率上行至0.1%时央行便下场采购国债；针对经济增速和通胀均出现上行趋势，2018年7月，日本央行将收益率波动幅度扩大至-0.2%~0.2%之间；2021年3月，日本央行又将区间扩大至-0.25%~0.25%之间。及至2022年12月，日本央行再次扩大YCC区间至-0.5%~0.5%。
对比美、英、澳中央银行对YCC的操作手法，可以发现日本央行的YCC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一方面，美、英、澳等国央行的YCC都是在危机突发情况下推出的，性质上属于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而日本央行手中的YCC应用背景虽然是通货紧缩，但从时间延续长度看已不具突发性，日本央行实际上是将YCC作为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在使用，且日本是目前唯一仍在使用YCC的国家。另一方面，从调控目标看，美、英、澳既关注国债的长期收益率，也瞄准短期与中期收益率，而日本央行盯住的只是10年期国债的长端利率。
功与过的评说
理论上，在央行宣布或者已经实施YCC的情景下，市场一般会获得较为强烈的宽松信号效应，即货币政策在更长的时间内持续宽松，利率也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在更低的水平，由此在很大程度上稳定市场对中长期利率的预期，包括居民消费可能会因为借贷成本和储蓄收益的下降而增加，企业也可能在低利率的刺激下增加投资，政府融资活动也可能增多并增加支出，最终对经济增长以及物价水平形成促进与拉升之力。反观日本YCC的行进过程，启动后的一段时间的确产生了一些积极效果，比如物价水平脱离了负增长并持续表现为正，出口获得了明显改善，贸易顺差持续了多年，就业与经济增长也获得了不少的改观等，只是任何最初看上去不错的政策都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成为对现实的禁锢与羁绊。
首先，日本并没有随着YCC的延续而摆脱通货紧缩。YCC的最主要目标是推升通胀预期，但近20年来日本年均CPI仅0.1%，即便是YCC持续运行的5年时间中，日本国内CPI年均涨幅也只有0.68%，不仅远离央行的管理目标，其间还有三年CPI增长为负。虽然由于俄乌冲突爆发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行，日本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去年出现明显回升，但是此时的通胀搭配YCC带来的是日元持续贬值，而非内在需求的真实扩张。
其次，YCC引起的日元贬值超预期，同时贸易收支随日元贬值出现恶化。YCC不仅会抑制长端收益率，而且也会隐射并下拉短期货币利率，日元在国际资本眼中失去吸引力，尤其是在美欧央行大幅加息背景下，日元的贬值风险被加速放大，资本纷纷逃离日本。按道理，日元贬值有利于日本出口，但由于能源价格上涨的强烈对冲，日本出口却远逊于进口，最终日本经常项目顺差在去年创下八年来的最低水平，出口对经济的贡献为-0.6%，若算上资本项目的逆差，去年日本贸易逆差创下了自1979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新高。
再次，金融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因YCC的延续而偏废。中央银行基于YCC的购债操作，客观上形成了央行对国债收益率进行“兜底”的市场预期，市场也紧盯央行购债行为展开交易，呈现出“市场不看市场看中央银行”的行为特征，最终日本央行成为了10年期国债的最大持有主体，持有规模近70%；另外，YCC人为压低日本国债收益率，扭曲了长短期国债收益曲线，虚高的价格也挤出了众多国际投资者，10年期国债的二级市场交易量枯竭，甚至一度出现“零成交”，国债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遭遇严重压制与扭曲。
最后，YCC形成对央行采购的倒逼进而损害央行独立性。在锚定“利率走廊”上限的前提下，随着收益率的不断“破位”，日本央行不断地下场救急，某些情况下央行还必须加大购买力度，而且由于政府债务水平过高，财政部也存在持续面向央行加压的倾向，并要求央行尽可能将YCC维持更长时间，而基于对债务风险的担忧，日本央行也会被动承诺与无奈隐忍，但同时又必然损害自身独立性。另外，不断地“扩表”已使日本央行遭受的账面损失达到8.8万亿日元，占GDP的1.6%，央行接下来可以支配的货币政策增量工具受到抑制。
关键是平抑政策退去风险
去年底日本CPI创下40年来的最高水平，全年物价涨幅达到2.3%，连续九个月高于日本央行设定的管理目标，而日本总务省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日本企业物价指数为119.8，同比增长9.5%，东京城区核心CPI同比上升4.3%，创1981年以来新高；另外，去年日本人均工资月均增长2.1%，为近31年来的最大涨幅，且连续2年增长，今年还会继续上涨，日本国内存在着工资-物价螺旋。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明确表示，日本通胀具有上行风险，建议日本央行调整政策，提高YCC政策的灵活性。
还有一个非常严峻的事实是，基于本区域通胀并未实质性减弱的事实，欧美等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今年还要继续加息，如果日本央行依旧按兵不动，日债与美债收益率“剪刀差”会进一步拉大，资本从日本撤离的脚步也会再度提速，日元贬值的压力势必继续提升，由此导致的输入型通胀将进一步恶化。正如当初基于通货紧缩的倒逼不得已推出了YCC，如今面对通胀可能失控的趋势，日本央行也极有可能被迫调整YCC。
按照植田和男的明确说法，“长期利率控制是一种不适合微调的机制，若利率上限小幅上调，市场对后续加息的预期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大量政府债券抛售”，因此，就任央行行长后，植田和男不会在YCC的调整上采取渐进方式，比如将当前的-0.5%~0.5%收益率区间扩张75个基点，然后再扩大100个基点等，而会像先前的美、英、澳那样一次性退出，同时在量化宽松工具的调整次序上，植田和男会选择放弃YCC-停止负利率-退出QE的“倒序”步骤，也就是先“价”后“量”的节奏，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正如当初黑田东彦推出YYC是希望用长端利率带动短端利率走低，植田和男同样希望首先借助退出YCC影响长端利率，进而带动短端利率，同时在最后程序退出QE，也可以让市场的流动性保持稳定供给状态。
无疑，选择一次性退出YCC势必会令日债收益率急剧上升，市场由此非常担心是否会酿成日债违约风险。的确，目前日本政府债务占比超过了260%，为发达国家中的最高水平，但根据IMF的测算，日本政府债务的平均利率为0.62%，利息支出仅为GDP的1.6%，显著低于美欧等主要国家水平，而且日本政府债务平均期限为8年，国债收益率上升短期只影响新增债务的融资成本，对存量债务成本的直接传导非常有限，何况通胀上升阶段，伴随着名义GDP增速的回升，财政收入增速通常上升更多，可以抵消付息成本压力，因此总体判断，直接退出YCC短期内令日本政府债务不可持续的风险较小。
但相比于对国内债务成本提升难以构成危机压力，未来日本央行对YCC采取的激进手法，针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溢出风险在短期内可能要大得多。一方面，YCC结束后日元利率的陡峭化极有可能带动全球利率的重新螺旋上升，传导至全球金融市场的产品身上，价格的剧烈波动将使投资者不得不承受较大的亏损敞口；另一方面，日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套息货币，紧跟YCC退出的脚步日元加速升值，投资者的押注风险偏好上升，由此导致的逆向套息交易将使更多资本回流至日本。根据日本财务省的最新报告，去年仅日本投资者减持的海外固定收益证券达23.8万亿日元，为过去27年来的最高水平，主要原因就是对日本央行将转向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猜测推动了日本国债收益率的上升，提升了日本国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这种状态在YCC退出趋势非常明朗的背景下，是否会扩大到市场更广的层面，从而令非日债金融品种面临更大的抛压，或者引致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压力的增升，有待观察。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2月20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4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73例（上海27例，广东20例，北京9例，广西5例，四川5例，福建3例，天津1例，江苏1例，重庆1例，甘肃1例），含7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广东3例，四川2例，江苏1例，广西1例）；本土病例71例（内蒙古32例，其中呼和浩特市30例、包头市1例、巴彦淖尔市1例；江苏11例，其中苏州市10例、无锡市1例；辽宁7例，均在葫芦岛市；广东6例，均在深圳市；山西5例，均在晋中市；四川4例，均在成都市；云南4例，其中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3例、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例；黑龙江2例，均在鸡西市），含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云南3例，内蒙古1例，江苏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3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42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039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3例。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883例（其中重症病例1例），现有疑似病例3例。累计确诊病例13472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2589例，无死亡病例。截至2月20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1724例（其中重症病例10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01491例，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07851例，现有疑似病例3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582455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679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