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孩难求”的幼儿园应有妥善出路
■ 社论
面对人口负增长的系统性挑战，我们必须做供给收敛和布局调整以适应幼儿园供需变化。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首轮幼儿园关停潮已到来，在一些地方，民办幼儿园2021年、2022年开始面临招生难，少部分公办幼儿园也存在招不满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在山东临沂这一三线城市，各幼儿园今年也将面临激烈的生源竞争。
风起于青萍之末。这其实是少子化所带来影响的一个佐证。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规模一直缩减，已然是大势所趋。根据《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9）》，2017年在园总人数为4600.14万人；按照出生人口变动趋势，从2021年开始，即使全国适龄幼儿全部入园，总在园人数也不会超过4500万人，学前教育会比预期更早迎来供需逆转的拐点。
新生儿的减少，最先冲击的就是作为“上游产业”存在的学前教育。首轮幼儿园关停潮背后的逻辑是，持续的低生育率—少子化—3-6岁幼儿学前教育需求萎缩。幼儿园如果没有一定数量幼儿人口支撑的话，终究会因为“规模不经济”（收益不达标）而及时止损、关门大吉。
从幼儿人口缩减可以预判，学前教育市场已经从“园方市场”（上幼儿园难）转向“生方市场”（招生难）。目前学前教育存量过剩，这是首轮关停潮发出的信号，不宜再继续在总量上做文章。
无疑，在学前教育资源总量过剩与结构失衡构成的人口负增长背景下，我们不得不面对和破解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新矛盾。
但是，这并不是说学前教育就不需要增量了，“有增有减”才是平衡之道。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中，人口变动不居，如农村的空心化和人口的城镇化，都时刻在改变人口的再分布状态。幼儿人口作为从属人口，其学前教育需求变化快速，城市化、区域化、社区化特征明显。
所以，政府要重视照应生命周期和生源供给的中短期规划和区域规划（如社区规划），以便快速捕捉人口需求信息的变动，并及时作出回应。面向可预见的未来，需要的策略或许是“消化总量，控制增量，合理分布，调整结构”。
今后低生育率和少子化仍将继续，而且大概率是难以逆转，成为人口的新常态，但在一个社区或者一个区域，生育的多样性依然存在。趋势性的少子化和多样性的低生育，构成了一对容易被忽视的矛盾，这意味着规模化学前教育需求缩减的背后碎片化、个别化的学前教育需求也依然存在。
所以，对幼儿园来说，可能是“一孩难求”并围绕这个展开生存竞争；对有些家庭来说，则可能会遭遇“一园难求”的困局，深受“入园难、入园贵”老问题的困扰，反过来会进一步遏制生育意愿，导致生育率持续低迷。
我国需要警惕新的人口负增长规律，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学前教育资源的存量宜消化转化，以顺应少子化、婴儿退潮的趋势；增量则须合理适当，要结合结构和区情的变化。
“存量宜消化转化”，即对一些生源不足的幼儿园，预设两三年“观察期”，政府给予补贴帮扶其度过困难期，过观察期后再做生死去留的抉择。
对预判再无生源、办不下去的幼儿教育机构，关停并转化以及时止损。譬如，幼儿园可以向下延伸，探索托育托幼一体化服务，转型为学龄前婴幼儿的托育托幼机构或者托老育幼并存的机构，这不失为一个思路和出路。
面对人口负增长的系统性挑战，我们必须做供给收敛和布局调整以适应幼儿园供需变化，有前瞻性思路和超前规划，紧紧把握住人口动态变化无穷的客观规律，尽量减少这种结构性不匹配的问题。
“锈带”城市重获新生的英国实践来源：证券时报 作者：郑磊
企业和资本是流动的，产业不断转型升级，带来的是城市的兴衰变化。伴随产业结构调整、优质劳动人才流失、科技发展落后、环境状况恶劣等众多问题，美国中西部和大湖区传统工业城市衰落，被称作“锈带”城市。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现，尤其是一些产业结构单一的城市，难免受到产业周期变化和迁移的冲击。如何拯救这些日益空心化的城市，让城市跟上经济发展的节奏，《智造中国》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本。该书作者深度参与了英国先进制造业研究中心（AMRC）的实践，深入全面分析了这种模式成功的要素，并提出了可供我国城市管理者参考的建议。
“锈带”城市的复兴，英美有一些成功经验。例如，美国“钢铁之都”匹兹堡1981年到1988年短短8年间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48.1%。后来该市以大学和风险基金为依托，建造了一批高科技企业孵化器，为后期科技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厚实基础，并于1989年实现了全面复兴。英国的曼彻斯特、利物浦等也曾经因传统制造业转移而沦为“锈带”，目前这些城市获得了新生。
作者提到了英美在发展最高阶段都出现了金融和房地产成为经济核心支柱，而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转移，传统产业城市人口流失等现象。美国高科技企业将概念研发放在本土，而将工程和生产放在发展中国家的做法，导致科研创新向外溢出而国内制造业空心化。去工业化发生之后，尽管为解决就业大力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等产业，但这样的经济结构无法支撑庞大的经济体，而且稳定性较差。英美近年加快了振兴制造业和吸引制造企业回流的步伐，这是引发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一个主要原因。
将科学基础研究与企业的工程技术紧密连结，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在我国叫作“校企联合”。美国的成功案例有斯坦福大学和硅谷。英国谢菲尔德大学AMRC和周边的先进制造园区，尤其值得我们借鉴。谢菲尔德曾经是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之一，以钢铁工业闻名于世，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开始衰落。该市拥有优秀的研究型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在我国东北地区也有不少类似的传统工业城市，如哈尔滨、长春等，都拥有很好的大学。
AMRC隶属于谢菲尔德大学，但是采用公私合营方式，由政府、大学和一些国际组织出资，提供作为制造园区的土地和基础设施。中心吸收企业作为会员，由会员推举的理事会领导。会员可以现金或设备、服务等方式缴纳年费，提出研究建议，由理事会投票决定研究方向和项目，有权使用通用项目的研究成果。中心雇佣了近千名科研人员，还有大量会员企业的技术人员不定期来参加项目工作，并与大学各院系合作，提供研究经费，开设与产业有关的专业的方式促进基础研究，为产业项目解决专业问题。
实践表明，科研环境与工程环境应配对，欠缺任何一方都可能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缺乏科研配套的工程是闭门造车，缺乏创新来源；而失去了工程环境，科研只能在实验室完成，无法成为创新产品。以制造航空发动机的罗罗公司为例，该公司先是将发动机叶片研发中心设在AMRC，后在园区建立了叶轮生产基地，同时大学也开始了材料和金属加工课程，这个项目得到了英国政府资助和政策支持。书中举了一个校企合作攻关的案例，谢菲尔德大学材料系教授通过计算机模拟指出罗罗的涡轮机刻槽工艺理论上可以从现在的52分钟减到14分钟。AMRC在罗罗公司支持下组织了30多人的项目组，在会员企业的配合下，将这个流程时间最终降到了1.5分钟。
波音公司是第一个加入AMRC的企业，带来了供应链上很多合作企业。波音公司设立的研发项目得到供应商积极响应，尤其设备供应商更愿意加入，以提供最新设备、专利和服务的方式支付中心年费。AMRC的经费有近三分之二来自政府拨款和官方研究基金项目经费，三分之一来自企业外包研究项目，知识产权授权使用的收入不到10%。经过20年的发展，AMRC的很多加工设备远远超过了任何中小型企业，而且具备增材制造、精密铸造、复合材料制造、智能制造，以及从设计、原型到集成制造、标准测量、结构测试等多种能力。AMRC项目产生的专利约有80%被会员企业共享。
传统制造业转移之后，其他产业能否填补空缺，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人力资源是主要瓶颈。发展先进制造业需要掌握新技术或新技能的劳动者，或者用自动化机器替代一部分人工劳动。在欧美后工业化国家，从事制造业的人占比10%-20%。作者指出优质教育资源应该用于培养基础研究人才和具有很强动手能力的工程师，如果被爱读书会考试的学生垄断，会造成系统性教育问题，导致本国劳动者缺乏全球竞争力，无法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AMRC的一个吸引企业之处是其培训中心，会员企业可以提出对工程师的需求和技术要求。中心的学徒制学员经过考试，同样能够获得本科学位，继续接受工程类硕博深造。中心也为会员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研发中心培训的人才往往掌握了相关技术和设备使用维护技能，成为会员企业需要的工程技术人才，AMRC不仅有可能提供可规模生产的技术流程，还能提供相应的人才，转移到企业之后可以直接发挥作用，无论是成本还是效果方面，都是单独企业难以做到的。
从AMRC的案例可以看到，拥有上下游复杂供应链的大型龙头企业入驻是成功的重要基础，它们会吸引众多供应商、分包商参与进来，在距离大学最近的地方构建与超出个别企业标准的先进制造环境。龙头企业设立的技术攻关项目直接与商业订单相关联，供应商会积极参与，中心可以聚集来自大学、企业的各方面人才、知识、设备，在较短时间里尝试各种方案，在生产环境里调试和优化技术流程，这种攻关效率和成本远远优于个别企业单打独斗式的研发活动。
AMRC的成功吸引了众多企业希望在AMP园区建立工厂，该园区地价快速上涨仍无法满足需要，谢菲尔德市又低价将该市原来的机场用地卖给大学用于扩建先进制造园区。作为创新技术孵化器AMRC带动谢菲尔德从曾经的“锈带”城市，转变成一座体育与科技之城。如今，AMRC已经扩大到英国其他城市和韩国，一个先进制造业国际创新网络正在形成。英国计划在2030年之前建设30个这样的先进制造研究中心，我国有条件的地方政府也可以在大学园区资助建设这类技术中心，引入行业龙头企业，借助其庞大的上下游供应商网络和大学科研人才优势，搭建科研和工程技术生态环境，打造孕育新技术和新产业的试验田，催化新经济增长点，推动城市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作者系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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