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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改革后第一任特首怎么会爱上了他并决定跟他回家
2023-08-22 10:56  浏览:43

今天给各位分享香港改革的知识,其中也会对香港改革后第一任特首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本文目录一览:
  • 1、港交所20多年最重大改革是什么?
  • 2、什么是香港政制改革
  • 3、香港回归20年政策
港交所20多年最重大改革是什么?

香港市场迎来20多年以来最重大改革。香港交易所(00388.HK,下称“港交所”)12月15日宣布,正式拓宽现行上市制度,允许“同股不同权”的公司在主板上市。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称,此次改革将为投资者带来更多选择,让香港这个金融中心更有全球竞争力。市场人士表示,允许“同股不同权”可以吸引更多“新经济”公司赴港上市,对香港市场百利无害。

支持“同股不同权”

港交所称,在接到360份来自广泛界别,代表香港不同市场人士对框架咨询文件的回应后,决定落实计划拓宽现行的上市制度,主要将在《主板规则》新增两个章节,包括容许尚未盈利或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发行人,或者是不同投票权架构的新兴及创新产业发行人,在作出额外披露及制定保障措施后在主板上市。

根据港交所规定,不同投票权架构公司的预期最低市值必须达100亿港元,如果市值低于400亿港元,需要通过上市前的完整财政年度实现10亿港元收入这个较高要求的收入测试。没有收入的公司,如果根据《主板规则》新增的生物科技公司适用章节申请上市,预期最低市值需要达到15亿港元。

港交所称,之所以把生物科技公司单独罗列出来,主要是因为市场很多人认为,许多牵涉大量研发工作的行业在发展商业产品或服务赚取收入前,都有集资需求,所以允许这类没有盈利的公司来香港上市。此外,生物科技板块公司的业务倚重研发,多受严格规管,需要遵循监管机制所定的发展进度目标,让投资者有多一个参考的框架,即使没有收入及盈利等传统指标,都能对公司进行估值。

与此同时,原本业务中心在大中华区的内地公司,被禁止在香港第二上市,但港交所此次也修订了有关海外公司的《上市规则》条文,设立新的第二上市渠道,以吸引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或纳斯达克,或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主市场的“高级上市”分类上市的新兴及创新产业发行人来香港。

根据港交所规定,不同投票权股份的投票权不得超过普通股投票权的10倍,按照“一股一票”的原则,持有不少于10%投票权的同股同权股东必须有权召开股东大会。同时,发行人组织章程文件的重大变动、任何类别股份所附带权利的变动、委任及罢免独立非执行董事、委聘及辞退核数师以及发行人清盘,必须按照“一股一票”的原则决定。

如果上市时持有特权股份的创办人离任、逝世或转让持股,这批特权股份马上变回“一股一票”,公司上市后也不可以再发行新的特权股份。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称,此次是香港市场近20多年以来最重大的一次上市改革,改革后的主板将能聚集更多类型的上市公司,尤其是高成长创新公司来香港上市。增加“不同投票权架构”只是想把上市的大门开得更大一点,给投资者和市场的多一些选择。

李小加称,相信在这次改革完成后,港交所可以同时为上市公司和投资者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从而让香港市场变得更加多元化、更富有活力,让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更有全球竞争力。

提高创业板转主板门槛

在放宽主板的同时,港交所提高了香港创业板转主板的门槛。港交所规定,将取消创业板发行人转往主板上市的简化转板申请程序,由创业板转往主板上市的申请人必须委任保荐人,而且必须在递交上市申请的最少两个月前委任。

此外,港交所规定,将创业板上市申请人在上市时的预期最低市值由1亿港元增加至1.5亿港元,并将创业板公司在上市时的最低公众持股价值由3000万增至4500万港元。将创业板上市申请人的现金流规定由最少2000万港元提高至3000万港元,同时规定所有创业板新股上市时,供散户认购的公开发售部分不少于总发行量的10%,并将创业板公司控股股东的上市后禁售期由1年延长至2年,而主板上市公司的上市后禁售期规定则维持不变。

而创业板上市的审批权力也发生了变化。审批创业板上市申请的权力将由上市科交给上市委员会,收回审批权的时间为2018年就上市委员会决策制度进行咨询有结果后。

除了创业板的门槛有所提高,主板的上市门槛也有提高。港交所规定,将主板上市申请人在上市时的预期最低价值由2亿增至5亿元,并将主板公司在上市时的最低公众持股价值由5000万增至1.25亿港元。

如何做好投资者保护

在2014年,香港热议“同股不同权”时,很多市场人士质疑,与美国市场不同,香港并没有“集体诉讼”制度,一旦实现“同股不同权”,很多小股东的利益可能会被控股股东所侵害,因此在当时,“同股不同权”在市场上反对声音很高。

对此,李小加称,在新的规则中,现有规则对于如何保护小股东的利益不受控股股东侵害所涉及的投资的保护措施,丝毫没有因为引入“不同投票权”架构而改变或者减少,上市规则中新增的章节只是改变了以前只允许通过资本投入来获取控股地位的规定,现在允许“新经济”公司通过合同(即公司章程)形式来获取控股股东地位,为了应对未来有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新风险,新的章节还将对这一权利设定更具针对性的特殊投资者保护措施。

明年一季度,港交所计划推进上市规则的细则咨询,计划制订出全面、完善的细则规定,实施最有利于香港市场发展,最能保持香港国际竞争力的方案,尤其是一定要设定好相应的投资者保护措施。

高盛股票资本部中国区主管王亚军称,从监管的角度来说,“同股不同权”不会带来大比例的虚假公司,目前香港的市场淘汰率大约在5%至10%,不管什么样的市场都会有不好的公司,但“新经济”公司不一定就会比传统企业更高。实际上,目前很多科技公司都是依托于实体经济的,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只是模式比较新颖,所以出现泡沫的可能性不大。

王亚军称,这一波上市的互联网公司与2000年的有本质的区别,2000年时,互联网公司都是纯互联网的公司,但发展到现在,很多上市的互联网公司都有一个本质的共同特点,就是这些公司解决的还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互联网只是一个平台,这些公司透过互联网,来改变用户的体验和效率,同时也改变企业运营效率,所以这不存在泡沫的问题,因为人类背后最基本的需求是不会改变的。

“新经济”公司对香港市场百利无害

王亚军在接受第一财经独家专访时称,香港市场需要与时俱进,修改一些规则来吸引“新经济”公司赴港上市,在过去几年,香港的IPO集资额连年达到全球最多,但这个数据的本质,实际上是受益于内地国企改革纷纷赴港上市的,而且国企到H股上市的体量也非常大,帮助了香港市场在IPO的集资总额上连年获得“全球集资王”的称号。

与此同时,内地的“新经济”公司也在孕育发芽。王亚军称,这些“新经济”公司将会给香港市场出一个难题,因为民企可以选择上市地点,比如去美国,或者去A股,这些民企考虑上市地点的因素主要会是香港市场有什么条件是具有吸引力的,除了香港离内地比较近,文化比较接近以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可以吸引这些民企。

王亚军称,以“同股不同权”为例,对于某些大型科技公司,随着企业的发展,不断在融资,但创始人的股权却不断地被摊薄,而这些创始人又是核心人物,不能失去控制权,此次“同股不同权”改革针对的就是这类公司,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制度,这些公司都只会考虑美国市场。

有市场人士对第一财经称,在2014年,阿里巴巴要赴港上市时,香港曾经因为“同股不同权”引发巨大争议,当时很多市场人士不愿意为了一家公司改变上市规则,但是目前,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经济”公司要赴港上市,港交所必须为一堆公司改变,否则将失去市场竞争力。

王亚军称,从明年开始,香港市场不仅要和海外市场竞争,还要面对内地市场的竞争,随着A股上市排队等候时间越来越短,一旦A股的上市等候期变成6个月,那么香港市场的时间优势就会变得很微弱,纵使香港市场有健全的法律体系,专业的从业人员,但能不能抓住这一波“新经济”公司的上市浪潮,就会面临很大挑战。

尽管面临多重挑战,但是从市场的反应来看,目前香港市场已经开始变得有吸引力,李小加称,很多“新经济”公司对于香港的上市机制改革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近期,港交所已经收到了越来越多“新经济”公司有关赴港上市的查询。有外资投行人士透露,目前多家投行排队等待上市的公司数目,是过去几年每年平均数的2倍以上,而且有很多“互联网+”概念的公司。

王亚军称,明年会有很多科技类公司到香港上市,尤其是金融科技公司,上市数量可能会很多,因为金融科技股的本质是金融,在香港市场金融类股份是很受认可的。而且,目前很多金融科技股的创始人,都是国内发家的,这些人没有很强的美股情节,而且从文化和理念上来说,他们更能接受香港市场,这也是明年对于香港新股可以期待的地方。

王亚军预计,香港市场明年集资额有望达到400亿至500亿美元,是2009年以来的第二高,而且很多公司都是来自TMT行业。王亚军称,希望香港可以抓住机会,制定详尽的计划,看清楚未来,业界对于香港市场能否成为孕育科技巨头的发源地抱有很大期望。

利民就好。

什么是香港政制改革

全称就是香港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立法会和特首选举改革

目前香港立法会是50%直接选举,50%有社会各界别间接推举。直选和间选议员权利一样。改革的目标是最终实现全部议员普选。

而香港特首是通过一个选举委员会推选的,改革的目标就是实现港人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

目前的难点在于1.对改革步骤的分歧和对最终改革目标细节的分歧

香港民主派由于是直选的收益者坚持2012立法会议员和行政长官双普选。依照基本法立法会的普选需要香港立法会通过决议并经行政长官同意签署,而行政长官普选需报北京批准。目前北京宣布2017年可以普选行政长官。当前焦点是立法会普选问题,由于商界,医界和司法界是间选的受益者特别是商界坚决抵制普选。双方就此争执不下,但是由于间选议员一般比较倾向北京,所以北京对此虽不直接表态但是一直以普选需要港人共识为由间接支持间选议员。

香港回归20年政策

香港回归20年政策

香港即将迎来回归祖国20周年,我们也应藉此机会回顾“一国两制”政策实践二十年的得失。

众所周知,“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的重要构思,为什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邓小平要提出这一方案,而不是一步到位在港搞“一国一制”?

我相信循序渐进是当年中央决策层的主流思想,要明白此点不妨注意在那段时间中国的经济改革亦出现过近似的考虑,究竟中国应否搞“双轨制”,亦即容许无甚效率要靠补贴才能运作下去的国企与活力充足的民营企业同时存在,或是推动后来学术界称之为“震荡治疗”的政策,迫使国企立即改革,改革不成便立时让其关门大吉?最后中国选择了“双轨制”,虽然也要付出一定代价,但避免了采用“震荡治疗”的东欧诸国在九十年代所出现的经济大倒退。循序渐进的策略在中央决策人心中自然更显正确。

“一国两制”与循序渐进或“双轨制”在理念上显然一脉相承。“双轨制”的目的在于寻找在一定时期内对社会稳定及经济增长最有利的政策,它不应是一成不变的原则,而应跟从时代的进步而调整。“永续基本法”甚至搞“港独”,不可能是两地关系的终极结果。至于两地融合的速度,却是可以调整,而中央在法理上亦掌控着调整的速度。最近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的讲话再次提醒,根据《基本法》,中央与香港的关系不是“分权”,而是香港政府“被授权”,正好印证此点。

香港对国家贡献越来越小

从二十年来“一国两制”的实践中,我们还可观察多一点中央对港政策的思维。第一,中央认为香港应该是一个经济城市,它的功能是要保持自身的繁荣安定,并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有所贡献,中央也愿意通过CEPA等策略支持香港的经济民生。第二,香港的内部事务,若没有跨过“一国两制”的底线,中央根本不会干预。这并不一定显示中央认同香港发生的一切事,只是希望香港自己能处理好事务。不过,香港有一批人不懂中国政治,并自我催眠,认为自己既正义又有实力,错误地接受一些逻辑不通的“抗争才能改变”之类的教条,不停地超越中央的底线。这样的后果,使中央更信不过香港的某些政客,在下放权力给香港时更为谨慎,不会随便放松。一个例子是中央绝不会在人大8.31决议上有所退让。

在上述的大环境下,不能说香港没有浪费一些重大机遇。香港位处全球经济增长动力最强的中国的大门口,使世界不少地方羡慕不已。在1997年,按当时官方汇率计算,香港的GDP占中国内地的19.65%,但在2016年已下降至2.78%。我们当然不能说香港经济毫无成绩,事实上,从1997至2015年,港人就业名义收入中位数共上升了60%,扣掉22%的通胀,实质收入在十八年内也共有31%的增长,只是这个增长与香港应可达到的数字颇有差距。

长期观察中国经济发展的人都应看到,中国的高新科技正处于一个喷井式发展的阶段,现在内地经济虽处于转型巩固期,但影响人民生活的各种科技,如电子商贸、大数据、人工智能、大规模的太阳能、风力发电等等,已逐渐接棒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香港除了金融业及进出口贸易外,并无多少人赶得上乘搭国家这辆经济快车。

究其原因,是香港有两种人。一种是看得懂大势找到商机并会积极捕捉机遇的有识之士,我们不用担心他们的经济前景。另一种是一叶障目或是戴上有色眼镜沉溺在主观构建的意识形态中的民粹分子,他们对急剧变化的世界茫然无知,更遑论能看清历史大潮。要他们放下思想包袱,在两地间创业找寻商机,岂不是对牛弹琴?“一带一路”本是香港经济发展的一个很好机遇,但估计只有部分精英才懂得从中利用机会,那些终日只懂空谈政治口号的人怎可能珍惜此等机会?长远来说,这两种人的贫富差距可能会更大,这又会倒逼第二种人更政治上脑,强要把别人赚得的钱分走一份。

历史非必修“害了一代人”

在民生上,港人目前最关注的无疑是楼价。香港的地理位置太优越,将来金融业能更大发展的可能性很高,这些条件都会推高楼价(世上哪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楼价会不高企?),但香港只有34%的住户在私人市场中拥有自己的物业,有楼与无楼,在楼价急升的条件下会扩大贫富差距。这本来有一个救治良方,便是多发展土地大量增加房屋供给,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港人在自残。更准确的说法是某些反对派喜欢胡搞蛮缠,不断通过各种政治手段阻碍开发新土地。难道他们不知道港人都希望住的房子更大更便宜吗?希望下届政府不要再理会这些胡搞之人。

香港二十年来自我制造的难题中,影响较深远的一项是没有在教育上提供条件让港人解决身份认同问题。在年龄层上,十二至十八岁是身份认同的关键时期,但正在这一阶段,大约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高中学生能读到中国历史。我是在港英年代读中学,但即使那时候,中国历史还是我校的必修课,而我在芝加哥大学时亦有幸跟从几位大师级的历史学家,补回古代史与近代史的不足。这个过程对我个人身份认同的知识基础十分重要。

要一些不懂自己过去,不懂中国历史的人去建立与中国经济发展休戚与共的心态,岂不缘木求鱼?但若对国家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没有足够的关注,又怎可能利用机遇创造自己的一片新天地?若要我选出一项回归二十年来特区政府的最大误失,我很可能会选历史不是必修课这一项,它害了整整一代人。

香港回归二十年|叶泽恩:“一国两制”是最大的优势

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前夕,香港贸发局副总裁叶泽恩接受中央台香港之声记者专访,就两地经贸合作、香港角色的变化、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一带一路”倡议和大湾区建设新机遇、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叶泽恩表示:“过去20年来,香港的金融、贸易、自由度、竞争力等多项指标走在世界前列,这是“一国两制”是最好的优势和成功实践。过去20年来,我们跟国家的经贸合作广度和深度都加强了很多,随着国家的发展,香港的角色也从过去的引资、出口到现在的资金走出去和推广进口贸易。”

“作为国际商贸枢纽,未来香港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要扮演好环球融资中心、区域贸易中心、调解仲裁中心、物流及航运中心、基建服务整合中心等角色,为内地企业提供专业服务,为香港经济寻求新的动力,为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产业升级转型作出贡献。”

光辉二十年 香港走在世界前列

【记者】叶总裁您好,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您觉得香港的经济发展,包括个人生活方面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叶泽恩】我觉得最大的分别就是,现在我们就是“一国”,我们有“两制”,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安排,回归以前都没有这个优势,现在我们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个“一国”还有“两制”的优势。所以我们在过去20年,在很多方面包括跟内地的经贸合作,包括跟外国的经贸合作,也充分地发挥了香港的一国两制的优势,也开拓了很多新的领域,现在我们跟内地的企业要共同携手走出去做投资。

【记者】您觉得香港回归20年来,香港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获得了怎样的提升?

【叶泽恩】香港过去20年,我们有了与国家的不断发展,不断的开放,我们的角色也与时并进,从30年前国家开放的时候,我们从引资出口这两块为国家服务,到今天我们是资金走出去,然后去推广进口的贸易,所以我们也跟随国家的需求,改变我们的策略,是因为国家我们香港的企业非常灵活,也可以跟随国家的.发展,把我们的服务也改变。所以我觉得,我们过去20年的发展还是光辉的,还是跟世界的大潮流走在前头,像我们的金融业,我们的物流业,我们的贸易,还有我们的文化产业,专业服务,都是走在世界的前端。

“一带一路” 香港可发挥四大功能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节点。中国中央政府在制定“十三五”规划纲要和设计“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时,均把支持香港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作为重要的政策取向。香港要以更宽广的视野和胸怀,充分把握“一带一路”建设和大湾区发展重大机遇,找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有机结合点, 提升香港的优势和竞争力,搭乘国家发展巨轮,共同出海,共创辉煌。

【记者】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以及“一带一路”的倡议之下,我们下一步的发展目标是什么?

【叶泽恩】展望未来,我觉得我们在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底下,香港可以发挥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去年,我们在香港跟特区政府一起举办一个“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张德江委员长他过来也为香港在“一带一路”底下的角色的定位,他说了,香港可以发挥四大功能。

“第一个就是双向的投资平台。现在进入国家的资金,超过一半是从香港进来的,走出去的资金有60%是经由香港走出去的,所以香港是一个很重要的双向的投资平台。”

“第二,就是香港的综合国际化、高水平高效的专业服务平台。包括了我们的律师,会计师,金融的投资等,还有我们的基建,基础建设,工程的,设计的,都是国际的优秀的、高水平的,还有高标准的专业服务,这个我觉得在“一带一路”国家建设过程里边,香港可以发挥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

“第三就是,委员长也希望香港可以利用过去三十多年,香港在内地现代化改革开放的过程里面,香港累积的经验,可以把这些经验加强,把经验转化延伸到“一带一路”,跟内地的企业共同携手走出去,到“一带一路”的国家开展业务。”

“第四个角色就是香港的人脉网络,民心相通这块,香港在文化产业那边,我们都跟很多国家有很好的联系,所以我讲希望香港通过这个文化产业的出口,还有香港在国际贸易金融的网络,也可以在民心相通这块为“一带一路”的倡议出谋献策。

叶泽恩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63%,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35%,生产总值占全球生产总值的30%,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可在5小时飞行距离内接触“一带一路”沿线48%的人口,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

【记者】 近些年来香港在区域经贸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成效?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叶泽恩】经贸合作方面,因为“一带一路”里面有很多是新兴市场,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跟国家多合作,在开拓这些新兴市场方面,我觉得互补很强,但是主要因为这六十几个国家,它的法规、制度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香港也可以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一个共同的制度,像香港用的普通法,都希望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他们也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接受。香港的标准,我们无论在基础建设,在产品的安全品质的标准都是比较国际化,这个也希望在不同的国家也可以建立,希望可以利用香港现有的一个制度一个标准,让其他国家也可以采用。

这方面,委员长也是充分的肯定香港国际的高水平的标准,他在“一带一路”论坛里面开幕式的时候他说,他在尼泊尔那个地方,早几年有地震,很多房屋都倒了,有两栋房屋没有倒下来,为什么呢?这两栋房屋它的工程监理是香港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对于香港一个标准的国际化的专业程度很大的一个认可,就很清楚地说明了香港在这方面我们的高水平。

大湾区、“9+2”是一个很大的机遇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规划。香港应积极融入大湾区发展,发挥独特优势,与广东和澳门相互配合,错位发展,拓展香港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促进香港经济多元发展,共同打造全球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共同体。

【记者】那您觉得在区域合作方面,比如说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当中,香港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叶泽恩】我觉得大湾区,“9+2”这个概念,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机遇。几方面呢?

我觉得在融资方面,香港是国际的金融中心,也是最大的人民币的离岸中心,我在很多基建的项目也是有融资,所以我觉得,还有其他的合作,包括了科技的合作,也是需要资金投资,这方面我觉得香港可以作为一个融资的中心。另外,大湾区这边应该将来也有很多的基础建设的工程要展开,香港也可以在基础建设方面提供我们的服务,包括整体的规划,建筑的设计,还有施工的监理。

另外,将来我们要把资金的走出去,还有把外国的优秀的产品引进来,我觉得大湾区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也可以跟香港合作,通过香港的平台,把大湾区的资金共同走出去,然后把外国优秀的产品跟服务也引进来,也可以把外国的现代的服务业引进落户在大湾区。

打造香港 知识产权贸易平台

目前全球经济重心逐渐东移,亚洲各经济体不断升级转型,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国家都是出口大国,对创新与科技的产品需求急升,致使越来越多的行业将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市场增长潜力巨大。叶泽恩表示香港具备充分的优势,成为内地企业可以倚重的知识产权贸易平台。

【记者】您觉得我们在品牌推广,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能够发挥哪些作用?中国的专利虽然是申请量第一,但是贡献率确实比较低,这方面是不是正是我们香港特别具有优势的地方?

【叶泽恩】对,我觉得香港可以发挥一个“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尤其是我们对于国际的市场,国际的要求都比较熟悉,我们也有一些国际的网络,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为内地的企业提供我们的服务,在品牌打造,市场推广这方面也可以提供我们的服务,尤其是在跟国际的市场的需要接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提供我们的服务的。

叶泽恩指出,“一带一路”将成为未来30年至50年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而随着沿线国家与中国的经贸联系进一步加深,香港作为国际商贸与金融中心,在“一国两制”下将有更大的空间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

香港贸发局目前在全球设有逾40个办事处,其中28个已位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谓“抢占”了先机。叶泽恩表示,香港贸发局未来将在内地不同城市举办展览会、洽谈会和商贸配对等活动,介绍香港多元化的服务如何协助内地企业创新升级、走向国际。同时还将建立一个专门服务“一带一路”的多功能数据库及咨询中心,并组织更多的交流团到访沿线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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