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季度以来，地产信托业务受限后，信托机构的业务“风向标”明显发生了变化。

吴迪惊奇地发现，公司报备的政信项目数量明显增多了，而且从规模上看，多年来首次超过了房地产信托的规模。

作为南方一家信托机构的信托经理，吴迪在做业务与同业沟通时也了解到，有信托公司下半年全面开展政信业务，而且不止一家加大了对于政信业务的布局力度。“上半年监管对于房地产信托收紧后，部分信托机构的‘日子’并不太好过。”吴迪感慨道。

更令吴迪无法理解的是，下半年以来，他发现个别信托公司在展业时，部分区域县级城投平台风险系数比较高的项目，同业竟然也做了。部分信托机构在做政信业务时，信用风险主体明显在下沉。

对此，他很困惑——信托机构的业务方向在哪里？信托机构该如何转型发展？

“加码”政信信托

三季度以来不止一家信托机构“加码”了对于政信类信托的业务布局。

关于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北京一家信托公司人士表示，“一是有融资需求，二是当下除了基础产业，其他标的也不好做。”

该信托人士所指的基础产业类信托也叫政信类信托，是指信托公司与地方政府的平台公司开展合作，信托资金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等领域的建设。

从数据角度，云南信托发布的《2019年第三季度信托业发展概况简析》指出，在监管收缩、房地产信托开展受限背景下，信托公司加大了投向基础产业信托的力度。数据显示，2019年第三季度，投向基础产业的信托产品发行规模为1594.16亿元，环比增加232.92亿元，增幅17.11%。

另外，根据普益标准数据统计，9月份投向基础设施的发行数量为465款，占比为31.57%；10月份投向基础设施的发行数量为529款，占比为30.99%，其占比均为第一名。但是，房地产信托发行量明显下滑，9月份占比为21.45%，10月份占比为17.87%。

对此，云南信托相关负责人表示，第三季度房地产信托发行环比下降，政信信托业务发行增多，主要是宏观经济、监管政策等叠加导致。

吴迪则认为，一方面，是因为信托机构房地产业务受限；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借新还旧需求旺盛，在全国经济形势下行的整体环境下，城投平台公司需要继续扩大融资需求，缓释压力。

北方一家信托机构的信托经理张钰对记者称，房地产信托上半年基本被监管卡住了，现在公司房地产信托没有新增。作为传统信托三大业务种类之一的政信类项目，公司明显加大了布局投入。“相比于工商企业，政府平台机构融资类信托产品发行的时候也比较容易，投资者的认可度也比较高。而在工商企业类别时，尤其民企类比的企业，风险太高，投资人也不敢买来投资。”张钰对经济观察报补充称。

信用分化

在信托机构“加码”政信信托的同时，吴迪最大的感触是不同平台机构更加明显的信用分化、分层现象。

吴迪称，即使同样是城投平台类别的公司，不同区域、不同评级的城投平台公司自身分化的特别严重。他举例，像贵州、四川部分区域平台公司信托业务基本不做。“因为今年不同区域政府平台公司发生违约的情况比较多，所以信托机构在展业时会更加倾向信用级别较高的平台公司。弱一点平台公司拿不到钱，比如AA级别的平台公司，比过去往年信用分化的情况更加严重。”吴迪称。

对于城投平台公司的信用分化，张钰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他说，东三省，云南、贵州、新疆、西藏等部分地区他不太愿意做。公司更多做江浙一带的平台公司。“从行业的角度，有个别信托公司也喜欢做一些非标不是特别集中的区域，比如甘肃、内蒙等地。不同的信托公司确实会存在一些差异。”张钰补充称。

除了不同地区的城投平台存在信用分化的外，吴迪观察到，在今年民营企业融资成本上升的时候，城投平台的信托融资成本竟然是在下行的，信托的资金也更倾向于做城投类、国企类别的融资项目。

吴迪称，对于个别优质的AAA级别的平台公司，年初信托融资成本在6%-6.5%左右，今年年底利率是5.5%左右，融资成本持续下行。与之相反，AA级别的平台公司收益率在6%-8%，还有上扬的趋势。

除此之外，信托机构信用风险分化还体现在对外工商企业类别的业务方面。

吴迪总结，今年工商企业类别中，公司信托贷款更多是做一些国有企业背景的企业，民企做的产品单数非常少。因为民营发生违约的太多了，机构做业务的人很少去看民营的产品。

从违约数量上来看，根据兴业证券研报统计，违约债券余额看，2019年至今国企违约的债券余额为133亿，占比11.4%；民企违约债券余额高达1030.4亿，占比88.6%，较上年占比90.4%变化不大。

就此，张钰也表示，在工商企业类别中，信用分层现象非常明显，更愿意做国有企业类别的企业，投资者也更加认可。

可以维持多久？

尽管部分信托机构加码政信业务如火如荼，吴迪内心还是有一丝隐忧——政信业务加码可以持续多久呢？会引起监管的风险关注吗？

吴迪坦言，整个信托行业主动管理业务来讲，主要有三大融资主体板块：房地产企业、一般工商企业、城投平台公司。上半年以来，房地产信托受限，业务无法获得报备通过，额度非常有限，维持存量，禁止新增的监管政策仍然没有调整的迹象。“部分信托经理也有业绩考核的压力，便对政信类别的信托更加倾向一些。”吴迪称。

但是，对于这个现象会持续多久，吴迪称，应该会维持一段时间，至少延续至春节前。因为年底本来平台公司融资需求旺盛，加上信托机构可以选择类别较少。

对此，张钰也表示，信托机构加码政信信托更多的取决于——监管机构对于房地产信托的监管政策是否发生变化。如果明年房地产信托有松弛，这一现象可能会发生扭转。

而三季度最新数据显示，房地产信托规模仍然在明显降低。根据上述云南信托《2019年第三季度信托业发展概况简析》数据，从发行规模看，投向房地产领域的信托产品发行规模为2079.70亿元，环比下降827.35亿元，降幅28.46%。除房地产信托产品发行环比下降外，投向工商企业、金融类、其他类的信托产品发行环比亦出现下降。

另一方面，监管对于信托业的防风险、去杠杆、严监管的政策一直在延续，且在2019年8月达到历史最严水平。

在业界人士看来，2019年8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半年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下称64号文）对于防风险、去杠杆、严监管这一主基调的贯彻力度之大，超出以往，且明确了监管问责措施。受此影响，2019年下半年通道业务的开展放缓，因为监管对通道业务实行限额管理，要求不得新增。云南信托称，这一监管态度的变化，预计会对信托业的生存环境造成较大改变。

除了传统的房地产信托、政信信托、通道信托，资产证券化、消费金融等业务由于市场竞争加剧，其快速发展步伐亦适当减慢。

云南信托称，证券运营服务信托业务的集中度加大，入场新军不易扩大规模；家族信托、慈善信托业务有待扩大增量，以便实现盈利，短期内不易迅猛发展，后续有待进一步积极探索。

尽管，在当下的监管环境与经济大环境的背景下，对于整个信托行业的业务方向，吴迪感觉有些迷茫，但他对于政信信托仍抱有“信仰”。而对于信托机构加码政信信托的持续时间，经济观察报也将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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