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智团

放眼世界，单个城市间竞争已让位于由中心城市引领区域协调发展的城市群竞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布局，必然要求作为极核之一的成都，加快提升产业能级，增强区域带动力。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一体化发展最高的区域之一，作为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的上海，如何在引领带动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谋划发展，对成都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都都市圈建设中持续提升极核能级，进而在带领区域协调发展、整体崛起中实现产业能级跃迁攀升，有参考借鉴价值。

中心城市的发展

要“堆小山”带领区域整体崛起

当前，大都市区、都市圈和城市群，这些由首位城市或中心城市带领发展的区域，已成为人口和经济活动高度集聚的主要空间形式。深入认识中心城市与所依托区域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加速区域协调发展。

一是从单体城市向大都市区、都市圈和城市群转变是客观经济规律。在交通和信息技术加速变革下，城市是区域中的城市，城市也是网络中的城市。中心城市与所在区域特别是相邻城市的联系愈发密切，并形成不同空间形式。早在1910年美国便开始使用大都市区来描述和统计城市联合体，1944年的《大伦敦规划》成为世界上首个跨城市行政边界的都市圈规划，该规划也直接催生了1946年的《大上海都市计划》和1958年日本东京的《第一次首都圈建设规划》。到1950年代，学者戈特曼正式提出所谓的城市群，特别是他当时提出的城市群识别标准和世界六大城市群概念至今仍然得到普遍认可。随着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不断深入，大都市区、都市圈和城市群作为中心城市向外释放区域带动力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反映，是人口和经济活动向优势区域集中的客观经济现象。

二是中心城市的发展要“堆小山”不要“造孤楼”。城市的发展主要由集聚和扩散两大关键力量决定，中心城市与所在区域的关系也被这两大力量主导。要真正成为一个具有可持续竞争力的都市圈或城市群，中心城市和邻近城市的协调发展，不仅需要实现1+1>2，更要让参与进来的每个城市收益大于损失，也就是各自的1>1。中心城市与所在区域的发展如同“堆小山”，要想把作为“山顶”的中心城市变得更高，就需要更广的腹地和更高的山体，也就是所在区域要整体提升，而不能建一栋高耸入云的“孤楼”，因此中心城市要克服对要素和货物便利流动的疑虑，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推动区域协调。如东京外围有千叶、横滨和埼玉等城市，其中人口近400万的横滨离东京市中心仅30公里；纽约外围有相距15公里的纽瓦克市等。从国内经验来看，上海与苏州、广州与佛山的同城化发展，是1+1>2且各自的1>1的典型。

三是中心城市区域带动力源自功能错位和产业分工。对中心城市区域带动力的认识有一个误区，那就是把所谓的城市首位度越高视作城市越有竞争力。然而，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城市首位度是城市竞争力的表象，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城市首位度从最初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经验现象，却在从学术圈破圈进入政策实践后被错误地视作客观规律，难免误导基于此的理念和政策。拉长历史线，全球层面、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等不同空间尺度上首位城市的首位度必然不断下降的（一些发展国家的首位城市以上升为主，但随着这些国家区域不平衡得到缓解，首位城市的首位度也将下降），但他们竞争力并未被视作减弱，如纽约在全球或美国的首位度是下降的，东京之于亚洲或日本如此，上海之于我国或长三角亦是如此。因此，中心城市的区域带动力甚至全球竞争力，体现首位度的规模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核心功能和产业能级，这要求中心城市重视功能提升和产业升级，以在区域协调发展中保持和提升竞争力。如东京都市圈形成东京以总部经济、专业服务（包括地区总部和研发等功能性总部）+外围城市注重服务业与制造的分工格局，外围城市经济总量不断上升，东京的产业能级和区域带动力也在同步提升。

展开全文

上海在引领长三角一体化中

提升产业能级

当前我国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城市群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之外，还有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经济最活跃、开放水平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一体化发展历史长，总体水平高。近年，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龙头城市，上海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聚焦城市综合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在带动区域协调发展中不断提升产业能级。

一是坚定地在服务全国发展大局中谋划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工作时就指出，做好上海工作要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放在全国发展大格局中、放在国家对长三角的总体部署中思考和谋划，这“四个放在”就是在服务全国中发展上海。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交给上海“三大任务、一大平台”新的任务，上海在贯彻落实新任务的过程中，增强科技创新第一动力，推动改革系统集成，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在服务全国发展大局中谋划上海城市发展。

二是着力发挥区域带动力增强核心功能。上海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近几年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求，聚焦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和开放枢纽门户“四大功能”，深化国际经济、金融、航运、贸易和科技创新“五个中心”建设，全力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坚持硬件和软件建设一起抓，着力构筑新时代上海发展的战略优势，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实施《中共上海市委关于面向全球面向未来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意见》《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于全力打响上海“四大品牌”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厚植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品格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意见》等，在积极发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带动作用过程中提升城市综合功能和产业能级。

三是重视重大战略重大项目的强劲带动力。区域协调发展，目的在发展，重点在协调，关键抓手是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区域、重大项目、重大平台。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等相继成为国家重大战略。临港新片区着重进行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大力度的全方位高水平开放，打造长三角以及国内企业走出去发展壮大的重要跳板，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通道。在青浦、吴江和嘉善的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是一体化制度创新试验田，重点进行规划管理、土地管理、投资管理、要素流动、财税分享、公共服务政策的一体化探索。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构建出上海虹桥商务区、北向拓展带和南向拓展带的“一核两带”发展格局，着力建设国际化中央商务区，着力构建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着力提升服务长三角和联通国际的能力，以高水平协同开放引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四是注重贡献“长板”强化产业错位分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求三省一市要处理好共性和个性、合作和竞争、集聚和辐射的关系，把“长板”贡献出来，避免重复建设。上海坚持现代服务业为主体，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战略定位，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三大产业”，发展创新型、服务型、总部型、开放型和流量型“五型经济”，注重与长三角城市间功能错位和产业分工，积极推动产业链和价值链攀升，持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特别是，随着长三角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水平的提升，人才和要素流动更加便利，总部和研发放上海、生产制造放苏浙皖的类似东京都市圈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逐步成形，加之《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方案》的相继出台，也让长三角地区产业分工与科技创新合作格局不断优化，上海的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得到增强。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