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陈白

“市场经济下的富人俱乐部应该像住满了客人的酒店，总是有人出去有人进来，名字总有变化。”

“市场经济下的富人俱乐部应该像住满了客人的酒店，总是有人出去有人进来，名字总有变化。”

到今天来看，估计应该没有什么公司会希望把自己定位为“平台经济”了。

刚刚过去的2021年，毫无疑问会成为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史上极为关键的转折时刻。这一信号自2020年末就已经显现：2020年11月，市场监管总局一份《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彻底搅动了互联网的平台生态。

随后的一年时间里，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美团在内的平台经济典型代表公司均陆续遭遇了反垄断监管处罚。反应在资本市场上，是中国互联网公司的股价和市值都出现了大幅度下跌。而企业市值变化的另一面，是企业家的变化。蚂蚁金服上市折戟之后，马云消失在商业新闻头条。这一年里，字节跳动的张一鸣、拼多多的黄铮相继宣布辞任公司“1号位”。

反垄断之后，是监管开始重启互联网开放之门。“互联互通”成为第三季度以来的商业新闻关键词，打通壁垒而不是各成生态的监管导向，彻底改变了平台经济的发展逻辑。

平台经济一度被认为是商业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所在。作为基于数字技术、数据驱动的新经济业态，它确实极大地提升了交易的效率。正如知名经济学者吴敬琏此前撰文指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平台经济）这种转变为交易合同的达成、支付以及执行提供了新的实现形式，使交易成本大幅下降，许多原来在线下无法完成的交易变得可行，也使各方面参与者能够共享由此带来的效益。

在疫情发生之前的2019年，网络经济指数高达856.5，对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80.5%。科技和科技所催生的资源配置组织模式的不断颠覆重构，带来了巨大的创新能量。那时候，无数公司的梦想可能都是成为所在领域的平台基础设施。

许多人会觉得，相比数年之前的平台热潮，如今的这种“凉凉”转折几乎就在一夜之间。但事实上，并非没有预兆。正如我们把教培产业的变化放在整体教育体制变革的方向上来看，会发现这一天迟早都会到来。而对于平台经济来说，这种变化和调整其实一直都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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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国家反垄断局正式挂牌成立。图据人民视觉

明斯基时刻

前不久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资本发展提出了“红绿灯”表述。事实上，202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经明确指出“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重点工作之一。

回顾政策的逻辑，这一任务其实从2014年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拉开了序幕。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说，这实际上是新时代以来国家为了规范资本、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所开展的一项重点工作。整顿平台经济、房地产市场和教培市场，都可以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一主题概括。在刘元春看来，2021年开展这一工作，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期。

公众注意力的一个惯性是，人们总是会过分关注和强调“当下变化”的重要性。事实上，与巨头的反垄断斗争，在发达国家已经进展百年。从第一部《托拉斯法》在美国匆匆出台至今，美国的反垄断监管也在不断地“补短板”。特别是针对科技巨头所形成的垄断，更是“见招拆招”式地演进：从AT&T被拆分和贝尔体系的解体，到后来的对IBM、微软的反垄断诉讼，再到如今反垄断铡刀对准谷歌、亚马逊和Facebook这样的第三代互联网巨头，市场与监管的博弈从未停止。

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颁奖演讲中说，自由竞争的市场能够保护消费者免于游说团体的政治影响，并迫使生产者按成本提供产品和服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市场经常会出现失灵。当出现市场失灵，竞争受到削弱的时候，怎么办？就要有公共政策约束市场势力，维护市场竞争。

除了外部环境的变化，不能否认的是，不少企业内部本身也已经抵达增长的天花板。截至2020年底，中国网民规模为9.8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0.4%；5G网络用户数超过1.6亿，约占全球5G总用户数的89%。这组数据固然能够见证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程度，但站在互联网公司的立场来看，这也意味着互联网公司的流量增长红利已经基本见顶。没有了高速增长的想象空间，支撑市值的塔基就开始出现裂痕。内、外部因素的交叠，导致了上述提到的新闻事实发生：以互联网平台公司为主的中概股股价和市值出现了大幅度下滑。

在资本市场，有一个流行的概念：明斯基时刻。它指的是当经济长时期进入稳定状态，则可能导致债务增加、杠杆比率上升，进而从内部滋生爆发金融危机和陷入漫长去杠杆化周期的风险。这一概念同样可以被引入产业观察的层面：狂飙突进的平台经济，显然已经到了去杠杆的时刻，那些通过规模和资本力量试图打败竞争对手的方法已经逐渐被证明不再“合规”。对于平台巨头来说，第二曲线的寻找，将会是一套完全不同于此前的路径。

时代的主角

如果把时间的维度拉得更长一点会发现，在一开始，以平台经济模式为典型的互联网公司们，曾经也是以德鲁克所说的“破坏式创新者”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他们在数字浪潮之中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元宇宙”，也藉由他们的努力，我们得以享受现代商业文明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生活便利。

就像他们的前辈一样：以84、92派为代表的企业家，打下了中国制造的底盘和基础，尽管当下我们希望改变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位置，但并不意味着就要否定他们的历史功绩。

不过，相比他们的先辈们，今天平台经济市场主体们面临的核心问题更为深刻：这些平台公司从曾经的商业模式颠覆创新者身份，已经转变为如今数字世界的基础设施建设者，其产品的海量用户覆盖，意味着他们的每一次产品更新、版本迭代都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据极光数据显示，2021年第三季度，滴滴出行月均DAU（日活跃用户数量）为1254.79万。

一个典型案例是，滴滴的数据安全问题。其实我们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监管的内容与欧盟2018年生效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很相似，都是致力于用户数据保护、确保数据安全、不被以非正当方式使用等。

但从滴滴在监管进驻之前的行为来看，他们显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的发生。事实上，这些市场业务层面之外的追问绝不止于数据安全。近年来，平台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与争议从未停止，而且这种争议不再止步于市场竞争的层面，而是深入至商业伦理的拷问上：比如算法控制与隐私泄漏、大数据杀熟、不合理加班和过劳死……这些问题正在成为企业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而且这一问题还与企业的业务交杂相关。

或许很多人都还记得2020年末一篇广为流传的爆款文章：互联网巨头正在抢走菜贩们的生意。这篇文章本身的观点有待商榷，但它确实反映了这样一股社会思潮：互联网巨头通过烧钱和并购的打法所形成的扩张模式，到底有没有伦理的边界可言？

随着他们从业务到资本规模的变化，他们的能力和权利，自然也需要重新界定。相比之下，如何为自己的影响力承担责任而不是盲目继续追求业务的扩张，对于这些公司的领导者来说，是比公司存续更为重要的话题。而且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发掘第二曲线的过程。从国外企业的发展经验来看，通过解决社会问题来进行社会创新，同样是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而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来看，正如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迅猛发展的技术革新，并不需要依赖于垄断的力量。

事实上，一些新的创新者面孔也在逐渐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那些致力于科技创新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们，正在成为经济发展未来的希望。他们正在通过他们的创业，实现个人和企业的向上突围；更在帮助我们的经济发展连接断点、疏通堵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最大限度解决卡脖子难题。

经济学者张维迎在近日的一次访谈中谈及富豪榜变化时，引用了另一位知名经济学者熊彼特的一句话：市场经济下的富人俱乐部应该像住满了客人的酒店，总是有人出去有人进来，名字总有变化。

从这个角度来说，浪潮总在变化，我们更应保持一颗平常心。

编辑 汪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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