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今年引进了《金钱的社会意义》中文版。它于1994年出版，作者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是美国当代经济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社会学，关注经济的文化与道德维度。

泽利泽的研究聚焦于1870年到1930年这一时期，美国经济急速腾飞。在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的货币数量增加，货币化倾向十分明显。在消费经济的扩张下，社会生活越发倚赖金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疏离。她在本书中说明了人们如何自创货币的形式，以及人们如何透过使市场理论家困惑的方法，设定金钱的用途，将各种金钱形式与各类社会关系网络融合，并最终改变了人们花钱与存钱的过程。

在近日举办的新书分享会上，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姚泽麟站在中文版主译者的视角，使用多个实际的例子阐述了泽利泽的观点——金钱并不具备所向披靡的破坏力。文化因素在社会经济现象中发挥着作用，在金钱面前，社会关系和道德规范比我们潜意识所认为的更有力量。并且，一百年前的美国所发生的事情，很多仍然出现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

人民视觉 资料图

社会关系决定了金钱的性质

“现在我们在媒体上，可以看到大量亲密关系破裂后关于经济和金钱方面的争议。”姚泽麟举了一个例子，“一对恋爱中的男女各自都有律师，提示他们应当时刻注意界定金钱转移的性质。男方的律师提醒男方转账时加一句话，女方的律师提醒女方约会或收款时加一句话，好把钱界定为特殊关系的表征，而不只是钱。”虽然有玩笑的成分，但姚泽麟认为，这也是泽利泽的观点在中国语境下的注脚。

经济与文化、理性与情感、自利与团结、市场与道德、金钱与亲密关系的二元对立在社会学学科里由来已久。人们在潜意识里认定，文化和经济不可能并行不悖。经济的领域重视效率，追求以最少的成本产生最大的效益，如果有情感和道德的因素加进去，效率会大打折扣。而在文化、道德或情感的领域，如果夹杂了钱和效率的因素，则会破坏原本温情脉脉的社会关系。

这也是在泽利泽之前的大部分社会学家的观点。马克思说金钱可以使冰炭化为胶漆，能迫使仇敌互相亲吻，金钱是现代社会激进的平均主义者。韦伯认为金钱代表了当下世界的理性化发展，大家在追求效率，金钱是一个开路者，一个急先锋。齐美尔提出，金钱把世界变成了一个算术问题，金钱是将质化约为量最完美的再现。所以齐美尔否认金钱受到社会关系和道德的约束，他认为金钱是所向披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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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真的在侵蚀我们的社会关系，并具有扫平一切的力量吗？泽利泽并不这样认为。泽利泽曾经提出，钱有双重性质。原来的社会学家只看到了工具性，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用来交换所有的东西。但是钱也可以有象征性意义，比如钱经过包装之后，可以变成红包。这就跟一般赤裸裸的金钱不太一样。

姚泽麟还提到一项关于啃老的研究。啃老涉及到亲情跟钱的问题。我们原来认为啃老是年轻人躺平，问父母要钱买房等等。但是那个研究表明，有一部分家庭是主动想被啃。买房的时候父母主动介入到里面，实际上是想进一步加固甚或重塑跟子女的关系，不光是钱，还要在买房过程中共同参与决策，导致亲子的关系更加稳固。这种现象的重新阐释也受到泽利泽研究的影响。

由此，各种金钱的转移表面上相似，但是意义和后果，完全取决于来往双方之间的社会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

在这本书中，泽利泽提出了人们应对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的时候，怎么样识别、归类、组织、使用、区分、制造、设计、储存甚至是装饰，观察到人们在处理钱的时候做了标记。泽利泽也归纳了货币如何被标记。比如物理标记、空间的区分，比如美国的移民会把钱存在不同的罐子里面，使用方式、使用者、链接金钱的某些来源都不一样。分配体系不一样也会导致钱不一样，把实物转化为货币，还有创造代币。

对“家庭内部金钱”的再解释

泽利泽对社会中关于钱的不同区分和标记的观察，是通过家庭生活和慈善救济等领域展开的。泽利泽发现，这个时期的美国家庭内部关于钱的问题有非常多争论。那时的女性很少进入劳动力市场，钱的来源主要是丈夫。即使女性要维持一个家庭的运转，但连采买这样的事都得经由商店记账，向丈夫直接结算。在法律上，即便是女性自己赚来的钱，一旦收入家庭，也无权自由花费。关于家庭里面的钱，有各种各样的称呼，比如补贴、零花钱。

泽利泽讲到，在中上层的家庭里，女性为了拿到属于自己的钱会请求、哄骗、祈求、与商家串通。家庭内部金钱的转移方式总结下来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报酬、一种是权益、一种是礼物。我们今天比较强调的是作为权益的金钱，两方的关系是平等的，这是女性在家庭当中应得的部分。但在当时的道德家看来，丈夫以礼物形式给出的金钱，在一些家庭里被称为“赏钱”，是明显不对等的权力关系。

而作为报酬给出的金钱，在当时被认为弱化了女性在家庭中本该承担的道德责任，将其商品化了；丈夫们抵制这个趋势，生怕妻子对家庭财务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会影响自己在家庭中的权益。当补贴从偶然转为固定，会围绕着发放频率、数额、用途和妻子的讨要权产生许多问题。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女性甚至不可以用补贴给自己买些小物件。

《革命之路》剧照

在工薪阶层中，女性掌握了丈夫为数不多的工资，但肩负着家里过日子的责任。在当时，工薪阶层的小孩可以送牛奶、送报纸，做一些工作。这些工作的额外收入不需要交给家庭，加之丈夫也会有一些额外的收入，这就反而大大增加了丈夫和孩子的权力，女性更难当家了。因此，无论是中上层还是工薪阶层，女性在家庭中关于金钱的问题总是处在弱势地位。即使后来她们有了零花钱，也只能作为家用，给所有的家庭成员花，比如给孩子报辅导班，给教堂捐款。但自己单独花钱消遣，比如看电影、出去玩也是不被允许的。

女性所拥有的不同称谓的钱，意味着对钱不同的支配权。不同的支配权又意味着不同的家庭地位。这也是一种家庭内部的金钱标记，被限制了用途的钱，性质和我们所说的一般等价物也不同。

慈善救济：发东西还是发钱？

穷人数量飙升是经济腾飞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不同于原来乡村熟人社区，城市里较少出现亲属邻里间的互帮互助和救济，同时，城市中的贫困也是最严重的，当时大量的人从四面八方来到纽约，谁也不愿意和谁打交道，这就给救济带来了难题。慈善人士会怀疑这个人是穷人的真实性，也会怀疑其拿到善款的用途。比如一个人拿到钱就去酗酒，他的妻子和孩子没钱吃饭，最后还是无法帮助真正需要救济的人。

并且，在当时的货币化趋势下，想要什么东西都必须拿钱去买。如果限制救济中金钱的使用，就需要做大量调查去了解那些需求，以达到精准救济的目标。这不但会带来很高的管理成本，救济的效果也不太理想。于是，政府和具体的救济实施者就想方设法改造和标记金钱。比如创造有限制的货币替代品，像是食品订单，给一张单子，去指定的店里面去换；还有一种办法是发代币，只能用于购买限定的物品。

为防被救济者丧失劳动的积极性，政府和社工不得不把救济的水平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高于劳动所得。此外，还要系统地教育和监督，塑造穷人的道德生活，改变他们的三观，使他们明白什么是生活的必需品，什么是温饱需求之外不道德的东西。甚至社工还会直接干预穷人的家庭消费，他们会组织储蓄。通常到了发工资的那一天，社工会早早来到贫困家庭等在那里，近乎强制地要求从工资中交出一定数额的金钱，存到“一分钱银行”，以此帮助穷人储蓄。

泽利泽说，讽刺的是，到了后来，社工却特别强调应该用金钱而非实物去救济。他们的认知发生巨大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消费经济的出现，另一方面是大家对贫穷的看法有变化。大家认为有一部分贫穷是由社会结构因素造成的，于是给穷人一些救济就变得可以接受了。在这个时候，金钱重新成为了慈善事业里道德改造家的正面角色。原来所秉持的不让穷人接触到金钱的观念，此时就变成了时代的错误，大家觉得钱甚至能治疗穷人的穷病，有了治疗意义。金钱成为必要的工具，这可以让穷人自由地选择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甚至在这种消费过程中，他们可以自我提升。

不过，慈善领域始终存在有关于金钱标记的斗争。不少贫困的家庭足智多谋，比如会虚构支出，账单会有造假，隐瞒消费，食品的订单会甚至成为另外一种通货，可以去交租金，穷人还会取出一分钱银行的存款用到自己想用的用途上。

泽利泽也提到，这两个标记的系统并不一定是斗争或者矛盾的关系，也有一致的地方——比如一分钱银行，确实使得一部分穷人养成了储蓄的习惯，他们也确实学会了用金钱购买有意义的东西。此外，社工机构也通过教育等措施客观上帮助薪阶层家庭的女性掌控家庭的经济收入。

姚泽麟最后总结说，泽利泽对于金钱和社会关系的考察，会给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启发，乃至于我们对整个社会的走向，不至于那么“悲观”。实际上我们的社会不是一味朝着金钱至上的方向发展的，与此同时也有另外一面，从中会看到人与人之间非常紧密的关系。比如，在危机的时候——无论是90年代中后期的下岗潮，还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抑或家庭成员在大病治疗期间，看似松散的家庭一下就会凝聚起来。

“金钱往来与社会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相互影响的关系，碰在一起并不是你死我活。社会当中大量的金钱跟社会关系交织，但并没有导致经典社会学家所担忧的结果。社会也会反思，社会本身的反作用，对于经济领域的约束力还是很强的。”姚泽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