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农行副行长林立：银行理财要当好投资者的“防波堤”

摘 要

投资者教育不是让投资者背锅，银行理财应充当市场波动的“防波堤”。林立同时表示，财富管理机构在为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提供助力的同时，可以通过发展公益金融，促进共同富裕

文｜陈洪杰

编辑｜袁满

临近2021年岁末，资产管理新规的过渡期即将终结，中国逾百万亿的财富管理市场也将正式开启一个新的纪元。

占据中国金融市场最高权重的银行业，曾在过往岁月中尽享理财市场的繁荣，而随着大资管时代来临，破除刚兑、统一标准、行业融合之下，机构、产品创新迭代，群雄逐鹿中，如何重塑自己的战略和产品定位。

近日，《财经》记者就上述话题专访了中国农业银行党委委员、执行董事、副行长林立。林立为经济学博士，有三十多年的金融管理经验，曾主持完成了光大银行“A+H”两地上市工作，在欧债危机、全面风险管理、农业农村普惠金融、基础设施项目投融资、碳金融市场体系、商业银行零售业务和金融市场业务等方面颇有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中国理财市场创新的推动者。

2013年，时任光大银行常务副行长的林立指出，中国商业银行的理财业务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背初衷的地方： 理财业务与银行负债业务的矛盾，理财业务与信贷规模管理之间的矛盾等。并且，他提出了多条先见性建议，其中之一是“推出理财业务的分类监管制度，允许银行设立持牌资产管理公司。”

2021年2月，林立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任上正式调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当前分管该行银行理财、私人银行、公募基金等财富管理业务。目前，农行理财产品几乎全部完成了净值化转型，且在市场大幅波动下无一破净；农行私人银行客户数突破16万户，管理资产余额逼近2万亿元，处在中国银行业第一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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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表示， 破除刚兑、迈入净值产品时代后，银行理财收益与市场共振，但投资者教育不是让投资者背锅，银行理财应当充当市场波动的“防波堤”。他同时表示，财富管理机构在为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提供助力的同时，可以通过发展公益金融，促进共同富裕，引导财富向善。

银行理财充当财富“防波堤”

《财经》：资管新规过渡期即将结束，据了解，农行子公司农银理财净值化转型进度较快，原因是什么？

林立：2018年以来，农行及农银理财公司积极按照监管要求推进净值化转型，农银理财产品管理规模峰值突破2.2万亿元，目前净值型产品规模超1.8万亿元，新产品规模稳步增加，绝大多数老产品逐渐退出市场，整体看，我们的存量业务整改工作稳步推进，快于原定计划。净值化转型较快的原因有三点：

首先，理顺关系，促进平稳过渡。农银理财成立之后，农业银行与农银理财签订了委托管理协议，将预期收益型老产品全部委托给理财子公司管理，理财子公司与母行资管部门之间的关系变得简单透明。这样能够更好的平衡老产品压降与新产品发行的关系，即农银理财可以在压降不符合资管新规要求的老产品的同时，发行净值化新产品来对接。

其次，资产质量较好，历史包袱轻。银行理财净值化的难点在于老资产的处置。行业内一些理财子公司的部分资产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较多不良资产，无论是通过回表、核销或者资产管理公司的处置，都存在责任认定、承担损失等问题，必然对银行的不良率、坏账拨备造成新的压力，无法短时间解决，只能以时间换空间来消化问题资产。而农业银行原有的预期收益型老产品不良资产很少，历史包袱较轻。农银理财在净值化转型中很快具备造血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依靠内源性增长带来了盈利。

再次，提前布局，做好销售引导。在《理财公司理财产品销售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之前，农银理财与总行渠道部门就十分注重加强理财产品销售机构行为规范管理，压实理财产品销售和管理责任，强化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因此，在后续的净值化转型过程中，市场对新发行的净值化产品也比较认可。

《财经》：投资理财中有个“不可能三角”，即一个金融工具不可能同时满足流动性、安全性、收益性三个特点，是这样吗？如何平衡三者之间的关系？

林立：这个“不可能三角”是客观规律，任何金融机构都要遵循它。一款理财产品只能兼顾两个特性。例如，高安全性、流动性又好的理财产品，则不可能有很高的盈利性。反之亦然。

市场上有种观点认为三者都达到了：产品销售得很好，短期内看不到风险，收益性、流动性也可以，但其实已经形成了隐形的风险。也许是我多虑，有一个很重要的维度不能忘记，就是时间。

在理财净值化转型之前，银行理财产品普遍为预期收益型产品，在实操中存在强烈的“刚兑预期”，采用期限错配方式提高收益，从而增强对客户的吸引力，但容易滋生风险问题。

在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过程中，农行理财产品一直遵循稳健的经营理念，我们更喜欢与时间为友，脚踏实地，稳扎稳打，为客户提供细水长流的投资回报。

《财经》：农行会兼顾上述哪些维度？当下，理财产品可以收取产品的超额业绩报酬，行业有做高收益的冲动吗？

林立：流动性、安全性、收益性这三个方面我们都在关注，但会将安全性和流动性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关乎理财子公司长久生存与发展。银行理财子公司未来投资方向仍以固收类为主，使老百姓的财富保值增值，而不是让他们承担高风险的投资。

当然，我们也很重视产品的收益性，未来将增加权益性资产的比重。银行理财子不能只在“平坦大道”上行走，还需到股市上获取部分超额收益。

我们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通过与公募基金等机构的合作，推出以FOF或MOM模式参与权益市场的混合类产品，试水权益投资。第二步，发行部分直接交易股票的权益类产品与私募股权类产品。第三步，建立覆盖债券、股票及衍生品等主流资产类型的投研体系，提升大类资产配置与组合管理能力，借助母行各个分支行力量，拓展投研能力，为客户提供跨市场、多品类的理财产品。

《财经》：2021年上半年，新发产品中有1173只产品曾发生过跌破初始净值的现象，理财产品净值波动会是常态吗？

林立：资管新规过渡期结束后，银行理财将真正迈入“真”净值时代，建立在资金池和成本法估值上的理财产品将成为历史，理财产品净值可能出现波动。但市场的波动并不意味着理财产品会暴跌，资管机构应采取多元资产配置策略和科学的组合管理方法，做预防性的安排，随时调整，将市场波动和不确定性降低下来。

投资者教育不是让投资者“背锅”，当产品收益高时资管机构获得不错的分红费，而当产品亏损时却将责任丢给投资者、让他们承担。“买者自负、风险自担”的前提是资管机构履行了适当性义务，忠实地为投资者负责。

实际上，客户购买的不仅仅是理财产品，更是一种投资服务。农行一直致力于通过农情服务，为客户提供最佳的投资体验。我们认为理财子公司的职责是做好市场的“防波堤”，将市场上大幅波动的风险降下来，设计成为保值增值的产品提供给投资者，增强客户的安全感、幸福感。

为了更好地起到“防波堤”的作用，我们在开发一个产品之前，会首先将投资收益目标确定下来，根据业绩基准和产品的期限，去市场上配置相应的资产。完全跟着市场的热点走或盲目配置资产是不可取的。当一类资产风险较大时，资管机构需要将它卖掉或者进行对冲，洞察市场、随时对抗市场的大波动，这是我们每天做的事情。

《财经》：近年来，银行理财规模一直保持在20多万亿元，而公募基金发展特别迅速，几年前仅几万亿元，如今已经逼近银行理财规模。银行理财子感受到压力了吗？

林立：公募基金作为一类主要的资产管理机构，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也是银行理财子公司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但两者的业务模式存在差异。

首先，公募基金追求全市场业绩排名，一位明星基金经理可能管理规模逾千亿的基金产品。但银行理财不同，我们更注重的是团队合作和整体合力，既发挥专业人才个人的创造性，又注重集体智慧的力量。

另外，公墓基金看重相对收益，但银行理财的首要目标是实现绝对收益，在一定范围内控制偏离度，尽量达到投资目标。

在投资者回报方面，《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0年，银行理财产品为投资者兑付收益共计9932.5亿元，同比增长7.13%。最新的数据也显示，仅在2021年1月-9月，银行理财产品就累计兑付投资者收益6400亿元。

近些年，尽管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会影响部分保守投资者的购买决策，但银行每年理财产品累计兑付投资者收益仍在8000亿元到10000亿元之间。银行理财产品进一步丰富了老百姓的投资渠道，增加了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极大满足了投资者资产保值增值的需要。以农银理财公司为例，自2019年8月成立以来到今年11月底，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累计为3000多万客户创造了超过1500亿的收益。

《财经》：与公募基金相比，银行理财公司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林立：首先，理财子公司具备一定的销售渠道优势。作为商业银行的子公司，理财子公司可以借助母行拥有的大量分支机构，接触到广泛的客户。

其次，债券是理财资金配置中最重要的一类资产，银行理财子对债券的配置能力非常强。国内几乎每一个优质企业，都和国有大行建立着密切联系，客户经理对企业的熟悉程度非常高。此外，银行理财对同业存单、同业存款等同业资产方面把握能力较强。

银行理财的劣势在于权益投资。在过去，银行理财在股票市场上摸爬滚打得少，对权益市场上投资标的、投资策略和交易时机的把握可能会有所不及，这也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公益金融引导财富向善

《财经》：在初次分配方面，商业银行的理财业务通过增加财产性收入，助力了老百姓的财富保值增值。当前，政府提出共同富裕目标，在服务三次分配方面，银行可以通过哪些业务有所作为？

林立：作为党领导的国有商业银行，讲政治是第一要求，落实到服务三次分配方面，农业银行也始终走在金融行业的“第一方阵”。

近期，我们下了一步“先手棋”，成立了“壹私行”公益金融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将专业研究、解决方案、综合服务等功能融为一体，将金融的工具与方法引入公益事业。依托这个平台，已在深圳、江苏、湖南等地落地了乡村振兴、扶贫助学等主题的多单慈善信托，为深圳市慈善会等公益组织落地了金融赋能服务方案。下一步，农行将提前布局公益金融市场，为三次分配贡献更多金融能量。

《财经》：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副行长，你是如何看待公益金融的市场空间？

林立：公益金融与单纯商业金融的逻辑有很大不同。公益金融服务要坚持以“公益为本”做底色，以金融服务为手段，以共同富裕为指向，以自觉自愿为原则，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满足客户既发自内心又量力而行的慈善愿望。

可以从以下方面观察公益金融服务市场。一方面，公益金融市场空间巨大。首先，社会捐赠总额增长快。近年来中国个人捐赠金额增长均达10%以上，不论单笔超过10万元的大额捐赠，还是通过银行或互联网募捐平台的小微捐赠，都呈现增长势头。其次，发展潜力大。相对我国GDP总量，慈善捐赠占比偏低。再次，个人捐赠需求潜力更大。

数据显示，在中国的捐款总额中，公司占到60%以上。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个人捐赠需求会进入一个快速释放期，尤其是高净值人群对慈善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正在逐年上升。这些客户希望金融机构提供相关的社会公益服务。

另一方面，金融服务公益事业有很多切入口。首先是高收入人群。这类群体往往要兼顾个人、家庭和企业多方面需求，如家风建设、家族慈善、企业形象等，需要专业机构提供综合慈善规划方案。其次是企业客户。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可以增强企业的社会信誉和公信力，需求涵盖社会责任、股东利益、客户需求、品牌提升等。专业机构可以帮助企业社会责任运作更加规模化、规范化。

第三是公益慈善组织。公益组织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渠道，近年来发展迅速。但在专业规划和运营、筹款能力、慈善资产保值增值等方面，需要金融机构提供一揽子的综合服务方案。

国家有要求、市场有空间、客户有需求，商业银行要有作为。作为连接政府、企业、个人三方的纽带，商业银行要建立完整的资金链、信息链和服务链，为捐赠人、慈善企业和公益组织赋能，支持慈善资源精准、畅通、安全地流向弱势群体。

《财经》：国内公益金融发展现状如何？

林立：在海外成熟市场，公益慈善已成为大型金融机构的重要服务内容，主要基于开放式的财富管理平台，向客户提供全方位定制化的慈善服务。从多家外资银行来看，它们将客户慈善意愿与财务规划、遗产规划、退休计划、企业规划等相结合，制定一体化解决方案，涵盖咨询建议、基金会、策略性慈善、慈善资产管理、慈善组织监督等各方面。

近几年，提供慈善服务逐渐得到国内商业银行私人银行的重视，陆续推出了ESG主题理财产品、慈善信托、公益项目及平台等产品服务。但整体看，中国公益金融事业仍缺乏专业人才和实践积累，为高净值客户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公益服务仍处于起步阶段。

国内公益金融的服务模式可以根据服务对象来区分。首先，是针对个人客户。主要围绕家庭亲子关系、公益教育、财富传承等需求开展，商业银行通过联合公益基金会和商协会，提供慈善信托、公益活动参与等服务。其次，是针对企业客户。通过提供公益专项基金、公益基金会或慈善信托服务，协助企业进行战略规划、执行辅导，帮助塑造品牌形象和社会影响力。

最后，针对公益慈善组织。围绕可持续筹资、捐赠人服务、慈善资金保值增值、团队专业性提升等慈善组织发展需求，搭建针对性的综合服务模式，为公益慈善组织提供一揽子的金融与非金融服务，助力公益慈善组织稳健快速发展。

《财经》：目前中国的公益金融服务市场还面临哪些突出的制约因素，下阶段商业银行要如何破题？

林立：三方面因素比较突出。首先，专业能力差距。基于不动产、上市公司股份、未上市公司股权等资产，如何提供公益金融服务，我们的能力和经验都有所不足。

其次，需求引导不足。中国高净值人群的慈善需求日益增长，但现有公益项目往往很难精准满足客户意愿，有的爱心人士自行设立基金，有的直接将善款给予受助对象，但又常苦于时间精力或经验不足。金融机构对客户的需求挖掘还远远不够，需要从产品设计和文化层面，对公益慈善进行激发和引导。

再次，人才支撑不强。理论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公益金融是一种新的金融服务模式，基础研究少，随着规模不断拓展，理论支撑不足将阻碍实践进一步发展，专业人才缺口将进一步凸显。

总的来看，破解这些难题归根到底要靠商业银行苦练内功、加强专业能力建设。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构建“理论+实践+标准”的能力体系。加强理论研究，形成务实的方法论，一边应用研究，一边创新试点，推动研究成果向实践和市场转化。

二是完善“产品+场景+赋能”的供给体系。聚焦惠农、助学、救灾、济困等场景，研发运用更多金融工具，构建贯通公益慈善事业各环节的服务生态圈。

三是建立“数字+融合+专业”的发展体系。引入数字化手段，串联需求捕捉、场景匹配、方案设计、运行监督的公益金融服务全流程，普及公益金融知识，培育专业人才，推动各环节主体深度融合。

(作者为《财经》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