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戴维·卡德、乔舒亚·D·安格里斯特和吉多·W·因本斯这三位经济学家获得了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卡德因“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贡献”而获奖，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的获奖理由则是“他们对分析因果关系的方法论贡献”。

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经济学研究一改延续了数百年的以理论研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广泛运用各种实证工具对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进行经验研究，而自然实验方法堪称实证工具箱中最耀眼的明星。经济学界公认，三位经济学家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在经济学领域开创性利用自然实验方法进行因果关系推断，极大推动了因果关系方法论的发展。

在大众眼里，因果关系通常似乎很容易判定。例如，假若毕业于一所著名大学的张三在事业上风生水起，则人们常倾向于认为，张三的成功主要归因于他所接受的良好教育。如此归因显然符合直觉，但在逻辑上却经不起推敲。经济学有一个关于教育的信号理论，认为一个人的受教育水平是个人能力的信号。按照此理论，良好的教育与事业成功均是个人具有高能力的结果，两者间可能没有因果关系。

那么，就上述例子而言，我们到底该如何推断其中的因果关系呢？最理想的解决方案无疑是所谓的随机对照实验。简单来说，这种方案就是将一些青少年人随机分成两组，然后让其中一组接受良好的教育（实验组），另外一组接受一般的教育或者根本不接受教育（对照组）。最后，观察两组青少年在成年后的事业发展状况。如果良好教育真的是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那么我们将观察到，实验组的事业发展状况将显著好于对照组，而这一观察就从经验上有力地确认了一种因果关系。

对于事物间因果关系的识别，没有其他任何方法比随机对照实验更能够提供有说服力的经验证据。但遗憾的是，上述这样的随机对照实验在伦理上完全无法被接受。有时，随机对照实验不存在伦理问题，但高昂的实施成本也会使其缺乏可行性。不过非常幸运的是，敏锐的研究者有机会“免费”获得随机对照实验的一种“替代品”，而且不会牵涉任何伦理问题。

这个替代品就是自然实验。所谓自然实验，是指某一并非为了实验目的而发生的外生事件将研究对象划分为两类群体，其中只有一类群体受到外生事件的影响，而研究者可将受到影响的群体视为实验组，将余下一组视为对照组，最后对结果进行组间比较。这一定义或许有点抽象，接下来进行举例说明。

上过重点大学是否就是获得更高收入的主要原因？我们知道，简单比较上过重点大学者和没上过重点大学者这两类群体的收入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正如教育的信号理论所指出的那样，两类群体在个人能力等方面可能存在重大差别。然而，研究者或许有机会基于重点大学录取制度，巧妙地利用一种自然实验方法来回答问题。

具体来说，我们不妨假设现实中的重点大学录取制度是，所有高考成绩大于等于600分的考生都能够进入重点大学，而所有低于600分的考生则无法被重点大学录取。600分成为录取门槛，这一外生事件的出现将考生划分为两类群体：上线者与未上线者。这两类群体当然可能在个人能力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别，不过，一旦我们将视野投向范围更窄的两类子群体，问题将迎刃而解。

这两类子群体就是：以一分之差与重点大学失之交臂者（考了599分）与考试成绩恰好为600分的幸运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类子群体在个人能力等方面总体上看其实并无差别，而考试成绩相差一分主要缘于运气。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比较这两类子群体毕业后的收入，从统计上识别上重点大学对收入的影响。

自然实验包括多种方法，上述方法被称为“断点回归”。还有一种被广泛运用的自然实验方法被称为“双重差分”法，有兴趣了解的读者可以参阅笔者拙文《实验的“替代品”》（刊于2020年9月7日《今晚报》副刊）。

人类要真正把握现实世界的运行规律并利用规律改造世界，离不开对事物间因果关系的准确认识。作为一门“经世济民”的学问，经济学孜孜以求的目标正是如何解释和解决现实中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本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可谓回归经济学研究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