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为何会陷入“低增值陷阱”？

12月13日，由亚洲开发银行、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世界贸易组织等方撰写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超越制造》报告在京发布。报告指出，虽然通过全球价值链出口往往被视为解决发展中经济体工业化趋势疲软的灵丹妙药，但现实往往更加复杂。

根据对15个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研究，参与全球价值链帮助其弥合了与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收入差距。2000年，这些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从事制造业活动获得的人均收入，只有OECD国家该人均收入的五分之一，但到2018年，这一比例已升至57%。

然而，如果单看知识密集型经济活动，这些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得到的红利则增加得不够迅速。同期，知识密集型经济活动带给新兴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与OECD国家人均收入之比，仅从9%上升至24%。

主报告人、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海外学术院长邢予青表示：“这些发展中的亚洲经济体深切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但是知识密集型活动的收入增长率并没有制造行业快，因为很多新兴经济体没有参与知识密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而是更多地参加制造业活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一开始加入全球价值链，大多是一些低价值的行业，比如组装零件，但是它必须要升级，增加附加值，进一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否则它们就会被锁在所谓的低价值或者低增值陷阱中。”

在全球价值链上实现非线性升级

报告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有利于生产率的增长和创新。根据对OECD国家的案例研究，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有效地促进外国投资研发活动的知识外溢效应。一个经济体通过全球价值链接触到外国研发池的程度越高，其国内创新水平也就越高（正相关性）。

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金特尔（Elisabetta Gentile）在发布会上表示，参与全球价值链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正相关。一方面，进口产品可以增加竞争，也可以扩展更大的出口市场，促使公司投资于新的工艺技术，降低企业投入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另一方面，企业也可以受益于贸易伙伴的“知识储备”，“新兴经济体的国内供应商可以从发达经济体的市场和买家那里获得新知识和新资源。”

此外，知识外溢效应的大小也与行业有关。例如，电子设备和交通设备行业的正相关性比其他行业更强。“一个行业，如果吸收能力更强，那就更能够从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研发中获得收益，支持溢出效应和生产率的增长，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得更高的收入。”邢予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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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提出，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升级有两种路径，即线性和非线性。前者是指，一个企业或经济体按部就班地从低附加值活动转向高附加值活动，比如从组装、标准模式化生产、核心模式化生产、核心模式的研发到模式化产品的设计和品牌推广，逐步升级。而非线性升级则是指，一个企业吸收了核心科技，直接从较低附加值的活动跃升到产品的设计和品牌推广。

非线性升级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跨越技术壁垒。报告指出，使用外国技术模型和平台所需的时间和投资，要比自己开发核心技术（如芯片组和操作系统）少得多。

金特尔说，人们把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升级看作发展中国家增长的驱动力。“大多数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步一步从低到高附加值任务的线性升级路线。但非线性的升级路线也已出现，这样可以让新的市场进入者快速赶上发达经济体的成熟跨国公司，通过国际供应商或收购拥有这些技术的公司，去采购核心技术，从而扩大市场份额，并专注于非核心技术的活动，比如组装和品牌开发。”金特尔说。

目前尚未有生产回流

邢予青介绍，全球经济已经深嵌入全球价值链中。从1995年至2020年的趋势来看，全球价值链在世界经济中的参与度从35.2%上升至44.4%，并且在2018年达到49.3%的巅峰。同期，全球价值链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度从9.6%至12.1%，并在2018年达到14.6%的最高点。

但全球价值链也面临地缘政治紧张、环境冲击以及疫情大流行三方面的风险冲击。世界贸易组织（WTO）首席经济学家库普曼（Robert Koopman）表示：“如欧盟或美国这样的国家继续推动生产回流，这很糟糕。虽然过去的4~5年，我们听到了很多生产回流政策，实际落地的却很少，但如果它们持续如此，可能就需要别的国家发挥领导作用，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展现更多需求。”

“疫情搅乱了整个全球价值链的运作，这种不确定性破坏了投资，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42%。”邢予青说，“越复杂、链条越长的全球价值链，在疫情中所受影响越严重。但目前为止，我们看到食品、药品和医疗器材等商品的全球价值链表现出惊人的韧性，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受到疫情影响，一些国家为了分散风险而选择调整价值链中的生产阶段，比如促进“制造业企业回流”。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种趋势？

邢予青回答第一财经记者提问时表示，第一，中国可以改善自身营商环境，使得外国企业认为在中国继续经营可以获得更大利益；第二，这也取决于外国企业究竟是服务于中国市场，还是服务于海外市场。

邢予青说：“如果这家外国企业服务于中国市场，那么中国政府有很多措施可做，比如消除外国企业制造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些壁垒。如果这个企业是利用中国作为生产基地，服务于海外市场，这时候很多因素并不取决于中国。比如，如果欧盟将碳税加码到80美元/吨，那么如果以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向欧洲出口，就会遇到碳税的调整。所以，那些能由我们控制的因素，中国应该去努力去把握，改善自己的经营环境，让市场进一步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