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疫情冲击叠加经济长周期，世界经济面临一场高难度的全球“统考”，而回顾即将结束的2021年世界经济表现，我们看到各种混乱动荡，但又气象各异。

年终将至，面对此起彼伏的新冠疫情，世界经济将走向何方？

通货膨胀、资本泡沫与供应链危机

过去这一年，世界经济的几大征象令人不安。

从美国这样的头号发达国家到土耳其这样的准新兴工业化国家，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通胀几乎无一幸免。今年10月，美国的通胀率达到6.2%，是30年来最高水平，远高于西方央行传统默认的2%通胀率这一货币政策调整线，市场普遍认为其11月CPI指标会达到198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即使是中国这样的经济优等生，通货膨胀压力远远不如其他国家显著，外部输入的通胀压力也不可避免传递。

在席卷全球的通货膨胀压力中，对经济社会全局影响最大者当数粮食和能源，后者影响整个经济运行的成本，前者直接关系民生。如果说粮价上涨，在发达国家和中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带来的不过是媒体和网络上的热议，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令人忧虑和加倍警惕的，则是这种上涨压力是否会转化为社会动荡、恐怖主义和战乱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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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1年12月6日，阿富汗喀布尔，阿富汗家庭接受粮食援助。图据视觉中国

在西亚、北非，这种风险已经不止是“潜在”。一些国家粮食自给率普遍较低，格外依赖进口粮食解决吃饭问题。食品进口占其货物贸易进口总额的比重高，一方面决定了进口国国内粮价受国际市场行情影响大，国际市场粮价上涨时，居民生活将受较大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对进口国国际收支构成了较大压力，如果他们国际清偿能力有限，经济稳定将受到威胁。

在多个发达国家，无论房价还是房租水平都急剧上涨，直达史无前例的高度；股市表面上“牛市”狂欢，却时时令人担忧泡沫破裂。

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超市大面积缺货，港口堵船、集装箱堆积达到前所未有水平，IT、汽车等众多行业则备受芯片供应短缺之苦。世界大多数经济体，从民生到产业各领域，都普遍感受到供应链危机的窒息感。今年三月发生的苏伊士运河堵船风波，就是一个全球供应链脆弱性暴露的戏剧性例子。

宁吃救济不愿工作的“打工人”

呈现这样的乱局，从中短期看，源于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干扰、打断，也源于不少国家为反危机而实施的超强力度的财政货币政策。

通货膨胀的本质，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正是财政货币政策前所未有力度的“开闸放水”，一方面吹大了西方国家资产市场的泡沫，造就了全球性的初级产品暴涨、通货膨胀压力，另一方面在许多国家造成了财政、货币金融危机风险的急剧上升。即使是土耳其这样西亚北非综合国力强的国家，埃尔多安强力推行的宽松政策也造成该国一再出现股市、汇市“双杀”。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当地民众在超市购物。土耳其《晨报》报道，土耳其里拉持续贬值，通货膨胀率大幅上升。埃尔多安仍坚持反对高利率政策，土中央银行11月宣布将基准利率从16%下调至15%。图据视觉中国

在美国，超强力度、超常规财政货币政策支撑的资产市场迅速“复苏”与“繁荣”，固然支持了西方经济摆脱新冠冲击下的断崖式下行，但也人为抬高了劳动力与原料、能源等各项投入的成本，造成劳动力的短缺与超高流失，进一步削弱实体经济根基，令“再工业化”的愿景越发渺茫。在新冠冲击高峰后的复苏中，大批复工的美国企业为什么即使加薪也找不到足够的人手？因为政府无视天文数字般的财政赤字和国债，发放高额疫情补助，让很多人情愿“躺平”吃救济也不愿出门工作。

尽管美元可以凭借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攫取外部资源支撑自己，但任何资源、信心都是有限的，经历了核心货币国家一轮又一轮非常规财政货币政策，冷静、理智的国际市场参与者和观察者不能不担忧。

随着美联储等西方中央银行退出超常规货币政策的前景日益临近，反向风险的阴影也逼近众多新兴市场经济体：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的增长，高度依赖初级产品行业，西方“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推高了初级产品市场行情，客观上大大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倘若美联储等退出超常规货币政策，这些新兴市场经济又将遭遇怎样的下行？

从1980年代席卷几乎整个发展中世界和东欧国家的债务危机，到1994年震撼国际金融市场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到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人们不得不担心，同样的戏码会重演吗？可以说，当下世界经济的乱局，在于混乱的基本面，更在于曾经主导建立现行国际贸易与货币体系的国家，行动能力的衰败。世界亟需明智、决断与行动能力之际，超级大国美国展现出来的却是内斗不休、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连一个小小的港口堵船问题也解决不了。

↑图据ICphoto

仍在低增长高动荡阶段

从长期视角看，自2015年左右，世界经济贸易结束了本世纪初近十年的快速繁荣期，步入为期约十年的相对低增长、高动荡阶段。在头一个十年里，IT等领域的技术创新集中涌现并迅速推广到了全世界，市场经济体制覆盖了全球绝大多数经济体，世贸组织的多边贸易体系和规则稳定运行，成就了一个时期的繁荣。

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其他经济体或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了充裕但不至于过度泛滥的流动性，足以支持经济和贸易无通胀或温和通胀。美国作为全球最大进口市场，实施了高度的市场开放政策，为其他经济体实施出口拉动增长模式创造了条件。但好景不长，2015年以来这样的条件已经消失，这种局面可能延续十年乃至更长时间。而我们暂时还看不到新的、能带动经济全局增长的技术革命出现，市场经济体系外围扩张的刺激作用也消失了。叠加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潮流的影响，国际货币体系可能再次走到类似“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边缘，甚至有可能重演1930年代“金本位制崩溃”的局面。

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前任总统奥巴马启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被束之高阁，这被视为特朗普“保护主义罪状”之一。但人们忽略了，TPP本身也无助于美国摆脱阴影。当初奥巴马力推TPP，目的之一是排挤中国参与制定规则、排挤中国国际市场占据份额，以此确保美国对贸易规则的影响力。这一目标，给予了越南等国家更多便利进入美国市场，以此排挤“中国制造”，但从结果看，这一策略仍是扩大美国自身的贸易赤字，更大程度地牺牲其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以特朗普上台为标志，全球贸易体系进入乱云飞渡的动荡，多边贸易体系面临着“解体”风险，而现在，这一风险并未因拜登的登台而告终。“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摆脱不了“特里芬两难”的约束：美国通过大规模贸易逆差向外部市场投放美元，最终却损害了市场参与者的信心。

新冠疫情爆发后，“特里芬两难”局面加剧，世界经济的前景乐观吗？答案显而易见。

编辑/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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