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南坡鹿从几近绝迹到种群数量恢复经历了较为曲折的过程。随着坡鹿种群数量的不断提升，保护工作正迈向新阶段。那么，国内外有哪些先进经验？未来的保护之路要如何走下去？对此，记者专访了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博士刘辉。

中国环境报：据您了解，坡鹿这一物种有哪些特点？它是中国独有的物种吗？

刘辉：坡鹿的外形与梅花鹿相似，栖息在低海拔的稀疏森林、低地山谷和平原，行为机敏，跳跃能力极强，被称为“飞鹿”。雄鹿具角，冬季自然脱落，眉叉先是向前平伸然后上弯，主干向后又向外延伸，角尖朝内的同时朝前弯转，整个角的形状像英文字母“C”且平行倾向于前方，故又名“眉角鹿”。 与我国大多数鹿类秋冬交配春夏繁殖不同，坡鹿一般在每年的3月至5月发情和交配，10月至12月小鹿出生，雄鹿寿命一般为16年，雌鹿略长，可达20年左右。雌性坡鹿通常单独或与幼鹿成对出现，交配季节会聚集成多达 50 只的群体，雄鹿会进行激烈的打斗，获胜方获得交配权。

坡鹿并非中国独有。这一物种最早于1838年在印度曼尼普尔河谷被发现，曾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各国，西起印度东北部的曼尼普尔地区，穿过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的大部分地区，直至东部的中国海南岛。海南坡鹿仅分布于我国海南岛，曾一度被认为是泰国亚种的一个地理类群，但最新基因组学证据支持其独立为坡鹿海南亚种。

中国环境报：其他国家是否开展了坡鹿保护工作，情况如何？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内容？

刘辉：全球坡鹿种群均面临着种群数量下降和栖息地丧失的困境，缅甸生活目前全球最大的野生种群，约2600头至3200头，泰国野生种群已消失，但保有较大的人工种群（超过1000头），印度、柬埔寨、老挝等国种群较小，且都面临着较大的盗猎压力和栖息地质量下降的问题。但各国均认识到坡鹿保护的重要性，也采取了积极的保护行动。

印度的坡鹿种群仅生存于Keibul Lamjao国家公园，面临着水质下降、植物群落改变，疾病和死亡率逐年上升等问题。政府同意扩建该国家公园的同时，正在寻找第二个适宜栖息地开展迁地保护工作。同时，印度建立了稳定的人工种群，全国14家动物园圈养了超过210只坡鹿。

泰国非常希望重新建立野外坡鹿种群，目前圈养了超过1000只的缅甸亚种和100余只泰国亚种，重视科学研究在重引入工作中的应用，注重遗传改良，积极开展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进行栖息地评估和恢复工作等。

缅甸虽然具有一定规模的坡鹿种群，但近年来栖息地不断丧失，盗猎压力增大，最适宜的栖息地并未纳入保护地范围。专家开展了更大范围的种群调查，并绘制出适合坡鹿生存的干燥热带森林栖息地分布图，已经启动新的坡鹿保护计划。

纵观各国的保护实践，有些宝贵的经验将有力指导我国的坡鹿保护事业。首先，应将更多潜在适宜栖息地纳入保护范围，为坡鹿长期保护和发展提供空间。其次，要积极开展迁地保护相关的科研项目，将科学保护落到实处。再次，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吸引自然保护地周边社区民众积极参与坡鹿保护工作。从次，积极开展林下种植养殖和特许经营等，扭转当地居民对自然资源的直接索取和破坏。最后，引入国际顶尖技术团队与本土机构和管理部门合作，提升坡鹿保护管理水平，扩大国际影响力。

中国环境报：相比于其他国家，我国在坡鹿保护方面有哪些领先经验？

刘辉：海南坡鹿与大熊猫、朱鹮、麋鹿等明星物种一样，都是我国保护生物学领域的经典案例，也为全球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和恢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管理体制方面，和霸王岭保护区的建立拯救了最后的海南长臂猿种群一样，上世纪70年代末成立的大田和邦溪保护区同样挽救了海南岛上最后的坡鹿种群。更高级别的管理机构往往代表着更加完备的人员配置、更强的管护能力和更有保证的资金投入。老挝目前正在推动将部分村屯合并建立国家公园，将为保护当地种群提供更加安全的栖息生境。

科技赋能方面，近年来，我国利用科技手段加强坡鹿保护。例如，使用无人机搭载热成像相机对大田和邦溪地区的坡鹿进行种群调查，基于无人机遥感技术开展海南坡鹿食物资源调查，使用红外相机开展海南坡鹿同域分布物种多样性监测，使用GPS项圈确定坡鹿活动规律等。大田保护区利用网络开展坡鹿活动画面直播，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该物种，也有助于更及时识别坡鹿种群存在的问题和威胁等。

人工繁育技术方面，广州动物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广州长隆动物园等迁地保护机构积极开展坡鹿人工驯化和繁育工作，开展了大量的疾病防控、营养调配等研究，通过科学手段提高坡鹿幼仔的存活率。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根据坡鹿原始生境特征开展园区模拟生境改造，迈出了完全人工坡鹿种群野化训练的重要一步。

此外，海南省高度重视海南坡鹿保护宣传活动，将其打造为海南省生态保护的重要IP，以多种形式和渠道开展宣传活动，如在海南各机场和车站设立广告牌等，并将物种保护教育搬进课堂。海南大学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创新团队每年在大田、邦溪等坡鹿分布区周边开展主题宣教活动，让更多人，尤其年轻群体了解和参与坡鹿保护，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保护的良好氛围。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为了留住最后的40余头坡鹿，袁喜才等老一辈科学家果断采取了“围栏法”，就地通过建立围栏来隔绝外界干扰，杜绝盗猎的发生，同时注重恢复栖息地和使用人工辅助繁育技术促进种群恢复，取得较为明显的效果，高峰期坡鹿数量超过2000头。

中国环境报：在您看来，未来我国都会采取“围栏法”这一保护形式吗？何时可以开展下一步工作？

刘辉：“围栏法”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保护策略，柬埔寨等国家近年来也在引入类似的方法来恢复本国坡鹿的种群。

然而，“围栏法”使用的初衷并非为了建立大的圈养种群。这一方法的成功恰恰为野放提供了充足的种源。目前，大田和邦溪保护区，尤其是邦溪保护区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种群严重超载，面临着食物不足和疾病等问题，亟需将部分种群迁移出去。我认为，目前已经进入了海南坡鹿迁地保护的2.0时代，在保护好大田和邦溪坡鹿种群的同时，可以在以下两方面开展工作：第一，重新开展全面评估，在海南省中西部低海拔区域开展栖息地评估，选择重点历史分布区内3-4个地点开展栖息地改造，通过重引入在每个区域建立一个稳定的半散放种群；第二，将目前国家公园周边西部低海拔地区纳入国家公园范围，建立坡鹿特别保护区，并不断进行坡鹿野放工作，以期建立稳定的野生种群。

中国环境报：您认为，我国坡鹿保护工作的前景如何？接下来还有哪些方面需要重点关注？

刘辉：海南坡鹿是海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获得了极高的关注，50年来的保护实践也极为成功，在我国建设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大背景下，将海南坡鹿保护纳入国家公园和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我国坡鹿保护工作的前景是光明的，但仍有诸多方面需要重点关注和持续努力，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加强现有种群栖息地保护。在加大坡鹿盗猎打击力度的同时需有针对性地开展保护宣传活动。针对大田和邦溪保护区部分区域尚存被占用的情况，保护区应会同当地政府和综合执法部门联合解决此类问题，扩大现有保护区范围。

扩大海南坡鹿保护网络。根据海南坡鹿历史分布规律，选择更多适宜栖息地通过重引入建立新种群，统一海南坡鹿保护规程，构建海南坡鹿保护网络。

推进科学研究。需要加强对坡鹿生态习性、繁殖行为、遗传多样性等方面的研究，尤其注重迁地保护过程中各项技术的攻关，同时，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

提高公众意识。在社会层面，将海南坡鹿和海南长臂猿打包，共同打造为海南省生态文明展示的靓丽名片，提高社会认识度和影响力。重点加强青少年学生和有打猎经历或经常进山人员的宣传教育，提升全社会保护意识的同时，减少对坡鹿种群的威胁。

探索多元化保护模式。与乡村振兴结合，推出林下种植养殖项目，或通过生态旅游、社区共管等方式，使得当地百姓摆脱对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将保护工作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实现共赢。

以上就是专访刘辉：海南坡鹿迁地保护进入2.0时代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