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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赫玛托娃死了，人们却没有感觉到她的死，因为约瑟夫·布洛茨基还在，阿纳托利·耐曼还在，她依旧活在他们身体里，活在美国、法国、意大利乃至苏联和俄罗斯，她的时代并没有结束。1996年1月28日，布洛茨基去世，许多人都在哀叹：“我们诗歌的太阳陨落了！”这“诗歌的太阳”里必然包括了阿赫玛托娃。布洛茨基之死，让历史的大门在阿赫玛托娃的身后哐啷一声关上，才让阿赫玛托娃真正的死去，成为历史。 作家要说苦难与不幸，在我们国度自然是沈从文、老舍、巴金那一代，然后是北岛、史铁生、梁晓声那一代，但他们的苦难都不算什么。沈从文们有过将近20年的黄金时代，49年之后又苟且偷生搁了笔。梁晓声们经历的不过是饥饿（胃与性）、劳动和浪漫主义的绝望，时间也相对不长。史铁生的苦难与不幸是他个人的，与时代与国家没有多大关系。阿赫玛托娃的苦难与不幸已经夹进她个人的简历和俄罗斯的简历，但如果发水，依然会泛滥成洪流。阿赫玛托娃只有过短暂的黄金年华，1917年的革命开始了她布满荆棘的噩梦般的人生。最黑暗的要数二三十年代，她的第一任丈夫米古廖夫（前俄罗斯著名诗人）被斯大林政权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相依为命的儿子和第二任丈夫蒲宁多次被捕，有一次为了看望儿子，她排了17天的队；诗被禁止发表和出版，本人也被禁止出入公众场合；婚姻几度离异，朋友多人遭流放；长期居无定所，寄居亲朋好友。苦难与不幸既是土壤里长出的罂粟花，又是特别的土壤，可以滋生冷酷、仇恨和变态，也可以培育忍耐、宽容、母爱和豁达。阿赫玛托娃从苦难与不幸中提炼到的便是后者。宽容，忍耐，却又是不熄灭的宽容与忍耐。以清算和杀戮为核质的暴政并没有让她内心的正义与理想瓦解，而“生活”的苦难也没有让她放弃对善良和美的追求。阿赫玛托娃有超人的爱，对同类的爱，对艺术的爱，对自我的爱。这爱来源于她伟大的母性，来源于自普希金到列夫·托尔斯泰的悠久的俄罗斯文学。 阿赫玛托娃在1962年6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很累。科玛和日尔姆来过。晚上，小伙子们过来了，约瑟夫带来了他的诗，不是题纪念册的那种。”约瑟夫就是布洛茨基。那个“们”里有阿赫玛托娃的私人秘书兼朋友、《哀泣的缪斯：阿赫玛托娃纪事》的作者耐曼。就是布洛茨基、耐曼、德米特里·鲍贝舍夫、叶甫盖尼·赖恩，还有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茨维塔耶娃等诗人、作家，构成了前苏联自由精神与独立艺术的暗流，而阿赫玛托娃则赋予暗流以宽阔幽深的母性。前者是阿赫玛托娃的“小伙子们”或“儿子们”，后者是与她同时代的同病相怜的人。像叶尼塞河、伏尔加河一样，这母性的暗流从1917年前的俄罗斯一直流至1991年后的俄罗斯，把被革命割断的血脉连接在了一起，同时也赋予了前苏联秘密的稀薄的俄罗斯精神。如同阿赫玛托娃，暗流中的帕斯捷尔纳克、布洛茨基、茨维塔耶娃都成为了大师级别的艺术家，布洛茨基甚至可以与普希金比美。 曼德尔斯塔姆比阿赫玛托娃小两岁，阿克梅派的代表。在白银时代，仰慕绝色美女阿赫玛托娃的男子不计其数，惟有曼德尔斯塔姆获得了垂青，并唤他为阿克梅派的“第一把小提琴手”。爱伦堡说，曼德尔斯塔姆“是个任性的，心胸狭窄的，忙忙碌碌的孩子……在他模糊的外表下，隐藏着善良、人道精神和灵感。”曼德尔斯塔姆身材矮小，体质虚弱，有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情趣，爱泡澡，爱喝牛奶，喜欢雅典卫城墙边那只以歌声打破静夜的公鸡，情绪激动时爱虚脱，但自信，他要他的自由派人士在接受最后的审判时都承认自己供养过曼德尔斯塔姆，这样他们的罪行便能得到宽恕。曼德尔斯塔姆1938年死于远东劳改营。曼德尔斯塔姆说过，他是个实话实说的人，不喜欢玄妙费解的东西，他是个期盼者，忍受不了流放。帕斯捷尔纳克小阿赫玛托娃一岁，早阿赫玛托娃6年去世。最重要的著作是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57年在境外发表，58年获诺贝尔奖。1946年4月，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一起发表演讲，并消除了“诗人/演员”的矛盾。1959年8月，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在伊万诺夫家作客，阿赫玛托娃朗诵了《夏园》。帕斯捷尔纳克整个晚上都很忧郁，且含有敌意，针对诗歌讲了一些不友好的话。阿赫玛托娃没有在意，又念了《读者》，帕斯捷尔纳克赞许地应了几句。《日瓦戈医生》我读过三遍，我相信那才是革命的真相。我总是把那些年轻的惨白的脸按在作家身上。帕斯捷尔纳克因《日瓦戈医生》受迫害期间为稿费去出版社，办公室的女编辑都小声说：“鲍里斯·列昂诺维奇，我们非常爱你，我们非常爱你！”帕斯捷尔纳克敏感而有些懦弱，国家不让他领取诺贝尔奖他也默认了，但他的懦弱只是在对待事情上，对待写作他是在用生命捍卫。女诗人茨维塔耶娃，1922-1939年侨居国外，1941年在孤独和绝望中上吊自杀。索尔仁尼琴的《伊瓦·捷尼索维奇的一天》还是打印稿的时候，阿赫玛托娃就得到了，她说那是两百万人都应该读的书。在她与索尔仁尼琴相识几天后她就谈到了他：“他44岁，一道伤痕从鼻梁到额头。看上去35岁，一张光溜、泰然的脸……他不喜欢莫斯科，也不重视梁赞，只喜欢列宁格勒。像我过去一样……是我的错，还是他的错，以后自有评判。”他读了她的“为了37年的助理护士/我擦洗血迹斑斑的地板”说：“这不是您说的，这是俄罗斯在说话。”她告诉他：“不久你就会享有世界声誉，这是很难受的。我不止一次清晨一觉醒来就是一位名人了，我懂得这一点。”他说：“不会伤及我，我这个人经受得了。”阿赫玛托娃去世两年后，《癌病房》和《第一圈》在国外出版，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开除出作家协会，1970年被授予诺贝尔奖。1973年《古拉格群岛》第一部在巴黎出版，1974年2月12日以叛国罪被拘捕，13日被剥夺苏联国籍，强行被押解出境。1975年定居美国。 暗流的富油层在阿赫玛托娃和她的“儿子们”之间，母性也集中在这里。斯大林死后两年，阿赫玛托娃被“恢复名誉”，但她并没有像我们的作家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而是保持了一贯的清醒和对待真实的态度。196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十周年，布洛茨基和耐曼应阿赫玛托娃邀请喝了很多白兰地，凌晨1点才起身离去。1964年2月，24岁的布洛茨基因短文《文学周围的不劳而获者》在大街上被推入小车带往警察局拘留，几天后受审。3月里他第二次受审。阿赫玛托娃等23人设法援救过。得知布洛茨基被判流放，阿赫玛托娃说：“它给我们的红头发小伙子制造了一份怎样的传记啊！”阿赫玛托娃听到来自列宁格勒的消息说“又允许送牙刷了”，便满心欢喜地找毛袜、保暖内衣寄给布洛茨基。6月里，阿赫玛托娃的生日前夜，耐曼和奥尔舍夫斯卡娅一起到了列宁格勒，布洛茨基也设法弄了三天假过来。10月中旬，耐曼去了一趟布洛茨基的流放地诺林斯克村，带去了食品、香烟和保暖用品。1965年5月，耐曼和赖恩去诺林斯克村为布洛茨基过25岁的生日，在科诺沙的拘留所找到布洛茨基，并将他取出来，还想法搞到了酒席。9月11日，阿赫玛托娃从科马罗沃拍来电报：“我们欢乐——安娜、萨拉、爱玛。”布洛茨基获得了自由。在这个富油层，现在我们只能看见具体的事件和记忆的擦伤，当年在地下的黑暗中闪亮的鲜活的生命是看不见了。西伯利亚有多寒冷，阿赫玛托娃便有多慈爱。这慈爱不只是母性的本能，更是对俄罗斯的依恋与忠诚，更是对艺术生命的呵护与尊重。从普希金开始的俄罗斯精神滋养了这汩汩的暗流，滋养了暗流之外的警察、监狱长、区委书记、法官、苏维埃主席，有了这种全民性的滋养，法西斯独裁的意识形态是很难浸入人们骨髓的。民族传统滋养了暗流，暗流又传承了民族精神。 虽然是暗流，但它比苏联国土上哪一条河流都要清澈。水质，河床、河岸线。阿赫玛托娃和她的“小伙子们”与“同难者”都不是以动物属性的生命个体存在的，而是以天使和神明的资质存在的，甚至有基督受难的隐喻。暗流是纤细稀疏的，有时甚至是断断续续的，但它承载的却是沉重的国家机器和黑暗的民族日志。阿赫玛托娃说：“大自然比人类要善良，而且很少干涉我们的事情。”这里的“我们”不是俄罗斯，不是人类，而是艺术家。一次耐曼翻开报纸，委婉地问阿赫玛托娃为什么把列宁奖授予这种人。阿赫玛托娃说：“是根据总体情况来考虑的。”阿赫玛托娃的口吻像是在宣读审判词。耐曼说：“岂有此理！”阿赫玛托娃打断耐曼的话说：“这是他们的奖金，他们当然要授予自己的人。”阿赫玛托娃讲道：“战后盟军指挥部改变了方法，朱可夫骑着马攻进了西柏林，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抓着他马的辔头，步行走在街上。这就是朱可夫的末日，因为斯大林一直幻想骑马的是他，那两个人走在他的两边。” 阿赫玛托娃是一个女人，有着独特惊人的美貌，身长5英尺11英寸，身材苗条，秀发乌黑，肌肤白皙，眼眸浅灰带蓝。她的外在美令人啧啧称绝，但内在气质与才华又毫不逊色于它。美丽多才的女人自然有丰富婉转的爱情。对于阿赫玛托娃，爱情已经成为一种语言，一种记录时间的寓意或者一种传达寓意的密码。用布洛茨基的话说，因为真正使她发生兴趣的不是她自己的生命，而恰恰是时间，是它单调的声音在人类精神、特别是在她的语言上发生的作用。“阿赫玛托娃”借用了外祖父家族的姓氏，而那个家族可以追溯到中古时代的“金色部落”的最后一位可汗“阿赫玛特汗”——成吉思汗的子孙。阿赫玛托娃曾无不自豪地说：“我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可见，阿赫玛托娃带有清晰可辨的东方的韵味。 阿赫玛托娃写作是为了后来者在“精神的墓穴上，身体颤栗之后，再读完那些名字”，帕斯捷尔纳克写作是为了人们在阅读中继续看到他笔下墨水是如何干涸的，但是衡量阿赫玛托娃的“博大精深”和帕斯捷尔纳克的“稍纵即逝”的美学的和社会学的圆规却天衣无缝地重合在一起。阿赫玛托娃是西伯利亚白桦林的上部，树枝、树叶、晚霞、夏季风或枯枝、落雪、北风、冰挂和浓缩的哀泣。其美学特征是变换的细腻与彻骨的浸润，它不是天空的月亮的美学，而是洒在白桦树丛的月光的美学。帕斯捷尔纳克也是白桦林，但他是白桦林的下部，饱满、尖锐、简明，承载并转移着力度，内在的雄性遮掩不住白桦树表皮的女性特征，残雪中的惨白和受伤后的哆嗦与纤维的不成熟有关。无论是阿赫玛托娃还是帕斯捷尔纳克都不需要赶上时代的步伐，他们是时代的弃儿和受难者，但他们却与时代无关，这便是他们的深沉与高贵。真正的艺术赋予时代的加速度要远远大于时代的加速度。他们看似从1917年就落伍了，但事实上，他们早已到达了1991年甚至更远。1960年帕斯捷尔纳克的死和1966年阿赫玛托娃的死并没有结束俄罗斯的暗流，索尔仁尼琴和布洛茨基的存活为暗流提供了新的元素和动力，以至于在时代的颠转中，暗流从地下溢出，奔泻到了明处。现在，俄罗斯板块运动停止了，我们从地下发掘出暗河道，看见了阿赫玛托娃母性的伟大的地质痕迹，包括叫布洛茨基、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些巨大化石。 暗流再长也只是一段暗河的距离，能活得长久的是从暗流开到人间的花朵。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曼德尔斯塔姆的《沃罗涅日笔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以及布洛茨基的诗歌都是花朵的名称。长诗《安魂曲》是在30首纪念在斯大林策划的政治暗杀中的无辜死难者的基础上创作的。创作的过程等同于自杀。1962年《安魂曲》以打印稿的形式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和熟人，1987年公开发表。“说话的不是你，而是俄罗斯。”索尔仁尼琴是这样评价的。《沃罗涅日笔记》在诗人死后28年发表。《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发表在境外，都是俄罗斯变态后的写真。布洛茨基32岁流亡美国，大量诗歌写于境外发表在境外，但诗句里流的仍是俄罗斯的血。人死了，花却不会凋谢，养在人类精神与艺术的花园，作为俄罗斯乃至人类20世纪存在的证据。06年2月23日写于四川平武 